关注并标星白羽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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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共3700字，阅读大约需要5分钟

　　疯狂的城市垃圾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

　　1994年，前摇滚歌手，与窦唯、张楚并称为“魔岩三杰”的何勇，在香港红馆演唱会上奋力嘶吼，近似疯狂呐喊般唱着他的成名曲《垃圾场》。

　　（魔岩三杰，从左至右为张楚、何勇、窦唯；图源网络）

　　像个愤怒的孩子，声嘶力竭地用自己的方式批判着这个世界，狂放的何勇用音乐震撼了世人。然而，今日，当我们再把这句歌词放置在现实生活的语境中，同样真实且触目惊心。

　　据统计，中国668座城市，目前有2/3的城市被垃圾环带所包围。

　　2018年，深圳市城管局副巡视员杨雷在媒体上透露，深圳每天的生活垃圾产生量约22227吨，十年来大约每年以6%速度在递增。其中过半垃圾通过填埋处理，剩余的则是将垃圾进行分类从而在焚烧厂进行焚化产能。

　　2017年3月，人大国发院发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对北京市目前运营的3座焚烧厂和规划中的8座焚烧厂的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进行了评估，称，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全过程的社会成本为2253元/吨。

　　到2018年，11座生活垃圾焚烧厂生活垃圾管理全过程的社会成本达373.2亿元/年，总成本预测相当于2018年北京市GDP的1.33%。

　　对于日益增长的垃圾量而言，焚烧、填埋或其它害化处理已经无法满足基本需求，逐年增加的垃圾只会污染城乡的生态环境。

　　（自由摄影师王久良的黄色的“七环”；图源网络）

　　作为城市发展的附属物，垃圾处理、减量、分类成了困扰各个国家的难题。

　　“上海做垃圾分类已经有20、30年了，才做到了现在‘不那么成功’。”

　　2011年9月，宋慧和他的伙伴开始在上海扬波大厦进行垃圾分类试点，起初很多人都认为试点不会成功，但三个月后，效果很快就产生了，那里也成了爱芬环保的最初起点。

　　（爱芬联和创始人宋慧）

　　“第一个试点的前期筹备，花了我们5个月的时间，因为社区居民的意愿非常重要，前期一直在跟街道的相关部门做调查。”

　　简单、省事儿，往往是很多社区选择环保机构时的第一考量因素。宋慧之前接触的社区都希望机构可以一手包办所有的事情，但是，事实证明只有社区的人一起加入垃圾分类工作，才能提升对社区的管理。

　　从前期的调研，到正式成立包含小区居委、物业、志愿者在内的两个工作小组，这一系列动作的结束，才预示着工作真正得以展开、执行。

　　随之而来的事情，繁复却至关重要。例如招募青年小组人员对相关人员进行垃圾分类培训；在小区里面贴海报、做宣传动员活动、做硬件改造；配合小区做相关配套方案，敦促执行等等。

　　“半年到一年，通常是一个项目的周期。”不过，这仅仅是理论上的时间，实际操作中则常常因为各部门意见不合、社区硬件条件限制或者志愿者招募问题等种种原因延期。

　　在宋慧的经验中，时间周期、户数占比成了他们衡量项目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一般2到3个月的时间，小区有超五分之三户数的人都会开始有参与意识，就可以算是成功了。”

　　从1个老闸北区到如今上海的3个区，从1个社区的半年试点到273个社区的规模化尝试，宋慧跟他的团队围绕着“垃圾分类”和“社区”进行了无数的尝试、改进，试图寻找最适合中国城市社区的垃圾分类处理方法。

　　避不开的回收难题

　　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是一种文明的倒退。

　　“我们把时间往前推30、40年，物质匮乏的中国，其实是垃圾分类做得特别好的国家。”过去的人们总是会将纸、纸板、塑料与金属分开，但现在，所有的垃圾都被扔到一个垃圾箱里。

　　除了年轻人废品投放习惯的改变之外，废品回收行业的萎缩同样成了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废品回收从业人员；图源网络）

　　面对不断下降的废品回收价格，人力、仓储、物流价格却在不断走高，废品回收者和废品回收点急剧减少。高昂的租金，也在迫使这些居住在城市边缘的郊区或者城中村的他们，不断远离城市。

　　从垃圾投放到垃圾输送、分类，再到垃圾资源化输出，在这一条长长的链条尾部，运输和后端的处理则是由政府主导。

　　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城市垃圾层次化管理体系。

　　在运输上，只有城市环卫部门在管理垃圾，他们主要负责将垃圾从社区运送到垃圾处理站。在此过程中，并没有注重垃圾的资源化，垃圾分类回收的程度并不高。

　　尽管早在20年前，北京、上海、南京等一线城市就已经开始推广垃圾分类，眼看各种看似科学的垃圾分类箱迭代生产，效果却一直不尽如人意。

　　（上海某小区垃圾分来箱；图源网络）

　　前端刚做好垃圾分类，运输时又混在一起的现象也已是常态。

　　“在项目执行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小区做好分类的垃圾被混装运走，我就会直接去找对应的部门处理。”

　　“沟通、提意见”，成了宋慧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

　　跟政府职能部门对接的工作，除了难度之余，还有巨大的工作量。“就算是同一个级别的官员，不同个性的人，可能沟通能力也不一样，通常会耗费较长的时间。”

　　在后端处理上，填埋或焚烧是最常见的方式，而这两种方式都会带来资源浪费和环境问题。

　　（合肥某处垃圾填埋场；图源网络）

　　据上海市环保局数据显示，2016年上海生活垃圾产生总量879.9万吨，其中卫生填埋381.7万吨，焚烧处理319万吨，堆肥处理27万吨。

　　焚烧与填埋的处理比例占到了近80%。

　　单一的固废处理手段，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反映了相关处理技术研发的投入不足。

　　有媒体披露，当前上海固废污染物处理能力不足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处理措施仍然局限于焚烧与填埋为主；二是有处理资质的处理企业数量及能级和目前的市场需求量还不匹配。

　　还没实现全面产业化的垃圾回收处理，根本无法推动整个垃圾分类回收的发展。有人直言，只有政企分开，这条产业化链条才能得到长远的发展。

　　不过，在宋慧看来，只有推动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才是解决垃圾问题的真正出路。

　　等待正名的垃圾回收

　　“至少他们开始行动了，那就是一个好的预期。”

　　目前，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构建生活垃圾末端处理体系等为代表的“固废处置”正在成为上海新一轮三年环保行动计划中的关键举措。

　　（餐厨垃圾处理流程；图源网络）

　　根据计划要求，在末端处置体系方面，要求力争到2020年，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达到3.28万吨/日；全市湿垃圾分类处理能力力争达7000吨/日。

　　立法推出之后，对于宋慧来说，最明显的效果就是订单的增加。

　　政府出资购买服务成了宋慧团队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除此之外，还有行业相关基金会支持机构的发展，“双保险”让爱芬比一些纯粹受基金会资助的非盈利性组织更加稳定。

　　“一下子40几个业务。”

　　4年前，宋慧在上海某条拥有80几个小区的街道推行项目，其中一半的小区居委会否认了这个项目的可能性，随即拒绝了宋慧。然而，自垃圾分类法颁布之后，这批人又开始找到宋慧，希望重新开始推行垃圾分类的工作。

　　相对于法律法规带来立竿见影的积极性，在宋慧看来，法律最终只是惩罚少数较极端的人，大多数人仍旧需要通过道德、宣传、教育，让其养成正确的好习惯，而不是单纯靠立法。

　　“如果不是居民自主参与进来，垃圾分类就没有意义。”宋慧认为，垃圾分类管理作为一个典型的公共事务治理议题，它的实质问题在于“社会参与”。

　　如果没法唤起多数人的自愿参与，并且形成长期的习惯从而内化为个人的文明素质，那么垃圾分类并没有在小区层面真正实现。

　　（图源网络）

　　禁洋令生效一年后的今天，爱芬所鼓励的“全民垃圾分类”同样有着存在的必要性。

　　以废塑料行业为例，2016年，全国废塑料的进口量在735万吨，而国内产生的废塑料在2000万吨左右，尽管国内废塑料数量庞大，但是垃圾回收率仅为25%。

　　骤减的进口废料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的垃圾回收产业。不完善的垃圾分类体系导致塑料垃圾只能靠人工分拣，除去必要的人工开支，一再攀升的企业运营成本必将影响国内的废旧塑料回收行业。

　　这道环保禁令，让国内整个废旧塑料回收行业洗牌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在驱动着垃圾分类的进步。

　　（2018年9月，沪上举办首个“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主题宣传日”活动；图源网络）

　　而在各地政府试图解决垃圾的问题上，像爱芬这样的环保机构带来的帮助是不可替代的。

　　一方面体现在专业能力上，“就算是收运垃圾的人，其实他对垃圾分类也没那么了解。”

　　另外一方面体现在居民配合度上，当政策落实到这批居民身上时，政府往往缺乏绝对的公信力，包括有一些检测、调研数据，由第三方公布往往显得更加真实、公正。

　　就像日本，在圾分类上付出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包括精细化垃圾分类产生的高昂的运输成本、政府对垃圾回收处理厂的财政补贴，专业的本职人员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把垃圾回收真正当成一个产业，在这个环环相扣的链条中，“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才是最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