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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中国经济“第三城”,还能重回巅峰吗?

曾经的中国经济“第三城”,还能重回巅峰吗?
2021年01月15日 10:21 新浪网 作者 国民经略

  文|罗天昊  首发经济观察报

  望海潮,有起落。

  2020年是天津建城616周年。

  自2006年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天津进入飞速发展期。十年间年均增长超过15%以上,可谓狂飙突进。漫步滨海,隐然已初具恢弘气象。

  2017年,滨海新区GDP缩水3000亿之巨,天津从中国第五,成为中国第六。GDP增速仅3.6%,在十大城市中垫底。同时,当年出现了规模达5万以上的人口流出。至2019年,据统计,天津更是排名下滑到全国第十名。GDP在上年被腰斩数千亿。

  以十年为期,从2009年至2019年,十年之间,天津在中国城市经济中的排位,从第五降落到第十。发生什么了?

  天津的巨大起落,表象在于经济领域,本质就在改革领域。长期以来,天津对比沿海众多城市,在改革领域相对滞后,2017年,到达了一个顶峰,天津决策层痛定思痛,决然引爆滨海GDP腰斩之雷,也埋下了决意改革的种子。

  短暂的低潮滞后,天津逐步复血。2018年,天津止住颓势,虽无法恢复此前的高速模式。但也重回增长轨道。同时,人口吸引力提升,新增人口约3万人。

  七年前,当天津仿效北京限车限房的时候,我就提出,天津不应学北京限购,而应反过来抢人。数年后,天津抢人的预言变为现实。

  2018年,天津加入抢人大战,对大学学历的青年敞开了大门,几天之内超过百万人申请落户天津,创造了城市抢人大战的高潮。

  去年夏,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宣布取消全部事业人员编制,实现全员竞聘上岗,在国家新一轮改革中,天津率先一步,并且走的彻底坚决。

  从崛起到低潮,再从低潮蓄力,不是轮回,而是涅槃与超越。

  抢人大战也好,事业单位生猛改革也好。都凸显了天津在新世代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是政经周期变化,天津外部环境不可测,在市场体系与政治体系中,都不是顶级,两边不落地,处境尴尬。二是雄安新区的崛起将冲击天津,逼迫其深化改革。

  改革风云再起,只是序幕,成为北方最开放的城市,或许是天津的最佳出路。

  两不靠:地位未至顶峰,市场未趋完善

  天津的诸多方面,已经与北京看齐。当下,天津也已经实现汽车限购,外地车牌限行,事实上,虽同为直辖市,北京上海限购,虽争议巨大,但尚有资本,天津限购,则属自剪羽翼,自拔爪牙。

  此前十年,天津持续高速发展。但是,众所周知,天津的快速发展,主要是滨海新区带动,而滨海新区的崛起,主要靠央企的投资,这种依靠外来和尚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仅对于投资依赖巨大,更不具备产业安全性。

  但是,中国的政治周期,一般以十年计算,过去的十年,天津得到了国家的垂青,吃了十年国家战略的小灶。新的十年,国家战略重心已经转移。未来对于武汉,重庆,西安、成都等内陆区域将更为重视,长江经济带崛起,雄安新区崛起,粤港澳和杭州湾崛起。相信国家将投入更多,天津的资源优势,即将被稀释。

  2017年,天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不到1%,消费增长,不到2%。哪去了?没有那么多新的央企大投资来撑场子了。中央不再倾斜性扶持了,国家小灶没了。

  至2018年和2019年,情况持续恶化。

  央企大扶持,财政大投资,政策大倾斜,时代终结。

  天津对此需要有高度的紧迫感。加快发展本土产业,振兴民营经济。

  中国经济的特点是,既具备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同时,政策对于经济的影响亦很大,实行的强政府与强市场的模式,天津的尴尬之处在于,在两套体系中,都不占优势。

  先看中国城市的政治体系。

  天津虽贵为直辖市,但是身居北京之边,政济资源吸附能力远不如北京,中央部级机构,集中于北京,在近100家央企中,超过80家以上的总部驻扎北京,这两大因素,注定了北京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资源最集中的地方,具备无与伦比的吸附能力。

  北京限车也好,限房也好,全国人才只能迁就北京,无他,烧香拜佛,求人求财,无法绕行。天津就不行,限车限房,别人不来也可以。可以绕行。

  北京纵使门槛提高,净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也有745.6万,占比达到34.6%。高于天津。

  在市场体系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则比天津更有优势。尤其是广深,民营经济发达,本土产业繁荣,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其独特的魅力,令千万人神往。

  天津此前的限车限房,首先伤害的就是外地青年人才。能够有买车能力的,主要是外来人口中的精英阶层,由此,很有可能导致外来人口的精锐迁移,天津对于人才的吸附能力,将进一步降低,这对天津的未来发展,将是致命的伤害。

  五年前,北京限车限房,天津就应该抢北京的人,与北京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抓住北京在汽车和住房方面限购的时机,加大开放力度,争取将北京的部分外流人才,吸引到天津来。

  天津现在才开始抢人,虽然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但是,已经错过了最好时机。

  若五年前就开始布局,效果更好,而且是抢的是顶尖人才,而不是准一流人才。

  抢人只是开始,开放车牌,开放房市,必然紧随其后。

  雄安搅动,天津未来四大变局

  一片草原,两头雄狮,引人遐想。

  同处京津冀,雄安新区对天津的冲击非常直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央企等公共资源和经济资源被分流

  滨海新区的崛起,央企的投资功不可没。很多央企未来将会投资雄安,若央企未来对

  滨海新区的支持力度减弱,将大大削弱其竞争力,对天津冲击巨大。

  2、高新产业的竞争

  中央赋予雄安新区的七大任务中的第三条,就是发展高新产业。甚至不少人期望雄安成为中国北方的硅谷。而此前,在京津冀的布局中,天津被赋予了重点发展高新产业的使命。

  3、冲击天津经济地位

  雄安新区对天津经济地位的冲击,具体表象在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总量以及天津在中国城市中的排位。未来北京和天津的公共资源,特别是央企的分流,将使其此前高速发展所依赖的权力和市场资源削弱。

  二是金融资源。2019年,天津本外币存款余额为31788.1亿元,排名全国第10,未来,雄安若承接部分北京的金融机构,将冲击北京和天津,削弱其金融资源。

  利弊相随,利大于弊。新的时代也为天津带来了四大机遇。

  1、做大京津冀,提升整体竞争实力,构建国家竞争均势

  雄安新区的使命之一,是做大京津冀,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增长极。

  2019年,长三角的GDP总和超过23万亿,而京津冀GDP总和只有8万亿多,且内部发展不平衡,北京一城独大并且造成了周边广泛的灯下黑。

  京津冀坐大,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格局,缩小南北差距。未来东北振兴,华北崛起,都需要以京津冀为依托。

  在此过程中,天津在全国的战略地位,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2、重塑京津定位,天津经济自由度加大

  京津虽并称直辖市,但是,在政治地位和市场两大资源的拥有方面,天津难望北京项背。

  客观上造成了京津定位的混乱。

  此前北京兼备华盛顿和纽约的功能,雄安新区建成后,北京只保留政治、文化、科技创新中心等四大定位。“大纽约”将另有其人。去掉了经济中心,意味深长。

  雄安未来将疏解北京的央企,医院,高校,银行等资源,公共资源被削弱后,北京对于人才与市场资源的强制性驱动力也减弱,天津的重要性将相对上升,尤其是在经济发展领域,自由度更大。

  3、产业协同重朔天津,将河北变为天津战略腹地

  雄安新区的设立,将使天津与河北之间的产业协同,发挥更大效力。

  虽然在高端产业领域,雄安与天津有部分竞争,但是总体而言,天津与河北的互补性更强。2018年,河北的人均GDP为4.78万元,天津的人均GDP在12万元。是河北省2.5倍。2019年略有收窄,但差距仍很大。

  落差产生梯度,天津与河北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其在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方面,均有强大的互补性。

  此前,因为北京的强大行政资源,河北不得不围绕北京,北京强制性资源被疏解后,天津的产业优势,才可以发挥最大效用。天津需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将河北变化最大的战略腹地。

  4、百川归海天津港

  等边三角,互为依靠。

  京津雄三地是100km的等边三角形,在高铁半小时辐射范围内,一般的火车客运或者汽车,也在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未来,随着京津冀经济圈的迅速成长,无论是北京还是雄安,或者是河北其它城市,天津港是不错的选择。

  成为北方开放之城

  前有深圳,后有雄安,改革竞争,你追我赶。

  未来,天津突围的最大希望,即重建北方开放之城。天津自贸区是上海自贸区之后的全国第二大自贸区,未来应该成为改革的抓手。

  在未来,天津改革有三大机会。

  第一个机会,是利用制度差距,迅速改革,形成制度红利。

  珠三角和长三角仍在前列,天津需承认这种差距,并奋力追赶,发挥后发优势;同时,天津还需有全球眼光,借自贸区加快与世界接轨。

  第二个机会,是善用成本优势,成为京津冀改革的先锋。

  天津改革成本相对比较低。在其他地方构筑户籍壁垒,人才壁垒,进行各种限制的时候,天津可抓紧时机争抢部分北京等地的分流人才。还有制度优势,以车牌管制为例,天津不要限牌,而是向全国全面开放,天津应有这样的气度与远见。

  2018年,天津发动抢人大战,不少人才就从北京以及全国而来,成效初显。2019年,天津人口仍增长2.3万。

  天津既有直辖市的便利,又不似北京那样有作为首都的无奈与约束,在改革领域更具灵活性,应该成为京津冀的表率。

  第三个机会,是在改革遍地开花的时代里,实现局部领域的领先。

  改革早期,中国实行的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改革领域亦是先在改革特区试验,再进行全国推广。改革中期以后,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改革的突破,不再是沿海到内陆,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破局者。

  比如,在医保改革领域,率先改革和最彻底改革的地方,是深居内陆的陕西神木。改革的分散化的必然结果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局部改革的先锋,天津应有闯将精神。

  自贸区无论成败,都将吹响天津改革的号角,未来,天津需要建成北方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北方最开放和博大的城市,这才是天津最大的机会。

  未来,天津需要在三个领域实现突破。

  一是经济发展模式。

  天津崇高的政治地位,能够获得权力体系的垂青与暂时照顾,但是,此前依靠大项目,主要依靠国企的模式,并没有带来民富,而且这种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天津的公共资源优势被稀释,震动必然巨大。天津对此需要有高度的紧迫感。加快发展本土产业,振兴民营经济。释放市场活力,对冲公共资源优势被稀释的影响。

  二是完善市场体系和推动创新

  自贸区只是破局契机,不是全部。天津需要建立长久而稳定的商业环境,并且激发市场活力。在简政放权,完善法治,鼓励创新方面,深入推进。

  三是社会领域的改革

  以人均GDP而言,天津已经达到了全球发达城市的标准,具备了从经济转型导向社会转型、进行全面改革的基础。未来在减少贫富差距,扩大公平,实现民富,振兴民权,社会治理创新等方面,可进行广泛的布局与尝试。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直辖市是改革先锋,不是既得利益堡垒,需要富有活力、多元、开放和宽松的社会氛围。

  天津本次在事业单位方面的彻底改革,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大幕拉开,天津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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