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成绩优异，性格温和，曾做志愿活动......”
你能把这些标签，跟一个网络性犯罪嫌疑人联系在一起吗？
23日，韩国SBS《8点新闻》公开了“N号房”事件主犯“赵博士”的长相和身份信息。
25岁的赵主彬（音译），网名“博士”，2014年进入仁荷工业大学信息通信系，曾任学报社第43期总编辑，曾在校报发表文章。
在校期间成绩优异，爱好围棋。
2018年大学毕业后，赵主彬开始关注即时通讯工具Telegram，这款创始于德国的软件，加密性做得非常好，难以监控，聊天室还有“阅后即焚”功能。因此常被用于“拉皮条”和“贩卖毒品”，在韩国，被用于传播黄色物品。
为了骗钱，赵主彬也在这个软件上发过一些贩卖枪支和毒品的虚假广告。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新大陆——N号房。
“N号房”里，充斥着大量性侵性虐的色情视频——创始人GodGod，起初主打商业色情片，后面开始在各大网站狩猎，胁迫她们拍摄裸露视频，并上传聊天室。
而接手的Watchman，扩大了规模，衍生出四个小房间共7000多人，成员要想加入必须分享视频，就这样层层叠加，平均每日淫秽信息超过1.5万条。
最开始，赵主彬也只是看客，后来，他发现“这一行”有利可图。７月开始，他自己开了一家“N号房“，专门卖这类视频。９月，他以“博士”为昵称，开了“博士房”，并且开始“原创”，上传自己做的视频。
赵主彬是怎么找到女性来拍这些视频的呢？一方面，他在推特上发布了高薪招模特等广告，并要求应聘者把自己的个人身份信息、自拍和联系方式发给他。
或是找到推特上传播性感自拍的人，冒充警察，拿到他们的个人资料。
有时，他还冒充赞助商，骗女孩们会给她们“几百万”，以拿到女孩们的裸照。
有了这些“资料”，赵主彬肆无忌惮，威胁被骗的女性拍摄性剥削视频或照片，否则，就要公开她们私人信息。
被吓坏了的女孩们，担心名誉受损，不敢不从。
这些女孩，有些是未成年人，有些来自不同行业。她们被上传裸照，被编写成带有性侮辱的小说，被人威胁拍下自慰、学狗叫、吃粪便的照片，甚至被陌生人拖进房间进行强暴。这一切，都在赵主彬的“房间”里共享着。
尤其变态的是，为了证明视频是他原创制作的，他还在女性身上刻上“博士”“奴隶”等字样。
随着“业务”扩大，赵主彬还担任过“博士房”外的5个房间的管理者。这一切，并没有暴露他的身份。因为Telegram的加密性，把他“保护”得很好。
与此同时，他还雇佣很多兼职人员，用于确认用户和受害女孩的身份信息，或是威逼利诱女性拍摄视频。
3月16日，赵主彬一伙落网后，在他的住宅发现了1.3亿韩元现金。
（主犯赵某与其他17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拘捕 图据央视新闻）
据统计，N号房里，视频的“享受者”，高达26万。
26万人，只“享受”，不举报，是另一种作恶。
互害社会，人人都是加害者。
在”N号房”里，每个人都高度参与了这场“性犯罪”狂欢。
截至事发前，被害女性多达74人，其中16个未成年，最小受害者仅11岁。
消息一出，群情激愤，韩国民众向青瓦台请愿，要求公开N号房26万围观者的真实身份。目前，请愿书已有超过480万人次支持。
许多韩国艺人，也开始用各种方式声援，要求公开涉案人员的真实身份，并请求处罚N号房“博士”和及N号房所有会员。“针对网络性犯罪颁布惩罚性法律”的请愿也在进行中。
“如果韩国不能保护儿童免受性侵害，请让我们知道这些N号房订阅者的身份，至少可以避开他们。”
对于总人口不过5200万的韩国来说，26万已经占到男性人口的1%，基数庞大，他们观看、购买、转发，助长着这一切的发生。
“恶魔就在身边”，这让人不寒而栗。
迫于舆论的重压，韩国总统文在寅下令对N号房全面调查，要求警方调查聊天群所有的会员。
只是，我们能等来一个真相吗？
其实，真相到来之前，早就有人“吹哨”。
据韩媒报道，早在去年2月，就有人得知N号房的存在，人们非但没有对其进行举报，反而四处求链接，造成视频和照片的二次传播。
一个化名为Kim Jae Su的男性，报警汇报了这个情况，结果被警察当成一般案件放在了一边。更讽刺的是，该男子发现传播淫秽视频不会被抓后，索性加入N号房成为“房主”。
明明是影响恶劣的性犯罪，为什么警察只当成一般案件？
因为韩国的法律，对性犯罪确实判得很轻。
去年，前BIGBANG成员李胜利的性招待丑闻，再次撬开了韩国娱乐圈风光无限背后的罪恶冰山。
这场韩娱圈的震动，牵出了歌手郑俊英、前FTISLAND队长崔钟勋、CNELUE成员李宗泫，前highlight成员龙俊亨的犯罪，牵出了警方与演艺圈相互勾结的黑幕，还牵出了财阀和政界崔顺实残余势力......
那么，这件事的后续是什么？
郑俊英被判刑6年，崔钟勋被判刑5年，李宗泫、龙俊亨公开道歉并退团，而“风暴中心”的李胜利，即便性暴力、性招待、赌博等7罪并罚，最高也只能判10年，现他已洗清部分嫌疑，参军入伍。
同样轰烈的还有《素媛》罪犯原型赵斗顺，性侵8岁幼女，造成极端恶劣影响，也只判了12年，而这几乎是韩国性犯罪的最高刑罚了。
对于一些犯罪程度较轻、不被公众关注的性犯罪，量刑低到令人咋舌，更有甚者，竟然只是限制20年内不准送快递。
还有一些犯罪，它们没有特定的群体。就像”N号门”，除了3个“首脑”，大部分人不是无端作恶，他们只是为了一己私欲，沦为了“沉默的帮凶”。
他们把女性称呼为“××狗”，或者“来月经的同学”，在他们眼里，视频里的受害者不是同类，只是用来发泄现实不满的工具。面对要求公开他们信息的请愿，甚至有人为他们辩驳，称他们为“被侵犯了隐私的受害者”。
性犯罪，可能会毁了受害者的一生，我们却要考虑加害人的下半生？
一个能够对性犯罪置若罔闻的国度，一定会有更多盘根错节的恶，在黑暗中野蛮生长。
几乎与“N号门”事件同时，湖南16岁少女被囚地洞24天遭性侵案迎来终身宣判，被告人龙喜和被判处死刑。
案件终于有了公正的宣判，但对于被害的少女来说，她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将从此布满阴霾。
同样性质的案件，一个重判，一个轻判，哪个更有震慑力度，不言而喻。
其实，无论重判轻判，问题的关键都是，如何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只是我们的希望常常落空。
写到这我不禁要想，为什么人类在步入文明社会后，对性的需求却依旧停留在蛮荒的阶段？
我们不经意上传的照片，会被有心人P成裸照，在网上恶意传播；
我们为悦己而穿的短裙，会被别人偷拍，接着肆意地“荡妇羞辱”；
很多次，我们在争取一些女性的正当权利，迎来的却是更汹涌的恶意。
就像这次事件，男性和女性在面对“N号门”时，所抱持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微博上很多男性网友在分享“种子”，韩网上的“性别攻击”更是不堪入目；
女性自然是强烈谴责，李孝利就在SNS上发声“超越愤怒，我现在感到很恐怖，请一定要严惩。”
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什么？
我们今天的愤怒，不是在维护女权，而是在维护人权。
不是所有男人都想着性侵女人，但所有女人都害怕有一天不幸降临到自己身上。
这种害怕不是无端的，与女性长期所处的弱势地位和高度缺失的性教育有关。
在“N号房”里，被侵害的女孩孤立无援，他们害怕告诉父母，心甘情愿忍受别人的控制。
其实不止韩国，整个东亚文化体系里，在我们所谓的家庭教育中，是羞于谈性的。无论什么年龄，当你在饭桌上问起父母这个问题，多半都会被骂“不正经”。
当讳莫如深的性教育一旦缺失，会造成两个后果：
一是你嫌性教育太早，坏人不会嫌弃你的孩子太小。
类似“N号房”的事件是第一次发生吗？显然不是。会是最后一次发生吗？也绝无可能。
二是缺乏性教育不仅造就受害者，也造就了加害者。
你想想孩子缺失的性教育会从哪里补齐？很多是从黄色小说、成人录像中学来的。
去年那名杀了人的13岁大连男孩，在东窗事发后，就被网友曝光曾多次尾随单身女性。
正如作家玖月晞所说：
没有是非观的孩子，是这个地球上最可怕的生物。他们有好奇心、行动力、破坏力以及专门钻法律的漏洞。
我们教导女孩要随身携带防狼喷雾，要练习格斗术用以防身，要洁身自好注意交友，但我们总是忘了最重要的一条——教男孩不要伤害女孩。
男人和女人，不是天然对立的群体。
男人不会因为尊重、包容女性，而失了自己的男子气概，相反，女人会因为男人的一念之差，而堕入无边的深渊。
每次女性受侵害的新闻出来，我都会愤怒，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其实，换个角度想，能曝光出来，不正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正在趋于透明和公正吗？
N号门事件的26万参与者，不只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更是26万个家庭的悲剧，它暴露了我们在性教育、家庭关怀、法律刑罚等方面的缺失。
站在“N号门”面前，我们不该把它当成一次猎奇的事件，在热烈的讨论后将它归于沉寂，而是扪心思考，生而为人，我们与恶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可能你没有害过人，没有看过色情视频，但你谩骂过一个衣着暴露的女子，你嘲讽过一个被性骚扰的人，那么你就算不上“共情”到别人的压力与难堪。
我们凝望着同一口井，有人投下落石，有人帮忙推搡，有人在一旁吆喝，无论凶手还是看客，本质上都是“坏人”。
在“性别议题”上，我们不要着急表达廉价的“感同身受”，也不必上赶着咒骂“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更不用马上叫来自己的孩子，马上教育她“不要穿暴露的衣服哦，小心有坏人”。
我们更应该审视自己，自己有没有可能作恶？
社会的秩序，是由一个个“小我”建立起来的，只有把自己的责任承担好了，才能谈民族的未来。
这不是一个遥远国度的故事，而是有可能发生在全世界的悲剧，如果无法从根本上遏制，真正的文明将永不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