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们为大唐的开元盛世唱挽歌时，不免还要加上几句“为何唐明皇要重用安禄山这个胡人”的质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唐玄宗怎么就不知道这个道理呢？

　　且慢，别的王朝可能有华夷之分，唐朝肯定不会。李唐皇族本身就有胡人血统，自唐太宗开始，就推崇“华夷如一”的民族政策，唐朝才有了世人所赞美的包容性，很多功勋卓著的武将都是异族人。所以，让安禄山这个胡人做节度使，在唐玄宗那时候，是也不成问题的。

　　唐朝奉行“华夷如一”的“羁縻”政策

　　唐朝开国之初，北部边境就面临突厥人这样的隐患。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在长安发动玄武门之变，八月九日登基。得知唐帝国发生权力变更，长安城内兵力空虚，颉利可汗发兵十余万人，一路南下进抵渭水河畔，直逼长安城脚下。

　　唐朝初期，北方的突厥人部落非常强大

　　唐太宗李世民沉着冷静，给了突厥人很多好处，才避免亡国。但渭水之盟让他深感耻辱，经过四年的休养生息后，趁突厥人遭受天灾和内乱的大好时机，遣李靖、李勣两位名将一举东灭东突厥，俘虏了颉利可汗及其十几万人马。

　　唐太宗被迫与颉利可汗结下“渭水之盟”

　　接下来，如何安顿这些突厥部众成为了棘手的问题。最终，唐太宗采取了华夷如一的怀柔政策，在幽州到灵州一带，唐朝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来安置东突厥部众，还有将近万人的东突厥贵族迁居到帝都长安。唐朝保留突厥部落编制，尊重其风俗习惯，意图让他们做大唐北方的屏障。后来唐朝的民族政策大体上延续了这个路数，史称“羁縻”政策。于是，在一系列的军事外界行动后，西域与塞北各族都以大唐为宗主，尊称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

　　唐朝的羁縻政策，使得羁縻府州如同汉代的“属国”形式出现，是相对自治的区域。这些区域内定居的胡人由其部族首领管理，唐朝授予这些首领官职。他们不受朝廷“齐民编户”的政策管理，也不需要缴纳税赋或者服徭役。羁縻府州成为了唐朝和真正的化外“蛮夷”之间的缓冲带，因为是临时所建，所以经常缺乏清晰或固定的边界。

　　河朔地区高度的胡化，为安禄山上位创造了条件

　　西晋“永嘉之乱”后，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被胡人控制。虽然，胡汉杂居的北朝，也致力于推动胡族汉化，但是，自唐朝开始，黄河以北的河朔地区，先后接纳了东突厥人、契丹人等胡族部众，这里的胡人一直保持着本民族文化，久居当地的汉人非但没有促进胡人汉化，反而自己被“胡化”。

　　公元695年，东北部地区的契丹和突厥人部众发生叛乱。武曌王朝花了两年时间才平定叛乱，战后，为了防御游牧民族再次作乱，武则天在北方和东北方建立了永久的藩镇。

　　唐朝的藩镇

　　大唐的边境地区，游牧民族的军队侵略的目的并非是永久占有汉人的土地，而是对其进行劫掠。为了防御这些高机动性的外敌，唐朝不得不将军队大量分拨给边境的十个藩镇：其中有七个，由西向东分布在剑南到范阳的弧形地带。另外的三个在西部边陲（今天的甘肃西部到新疆地区）。这些藩镇的将领被任命为节度使，独揽地方大权。在边境防御的压力面前，帝国的中央统治者已经顾不上藩镇们有割据一方的隐患了。

　　大唐为了维持唐太宗那“华夷如一”的指导思想，在藩镇节度使的选择上，往往会挑选兼具军事才能和外交手腕的人才。唐玄宗时期，在选择节度使人选的时候，朝廷权相李林甫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更倾向于将军权授予与朝内没有瓜葛的人。这样，安禄山这样的人就被李林甫选中了。

　　栗特人安禄山画像

　　据史书记载，安禄山能征善战，又是个语言专家，能说各个少数民族的语言。经李林甫的推荐，唐玄宗任命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后来又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平卢，是现今辽宁省西部一带。范阳，是今天的北京市一带。河东节度使，管的主要是今天的山西省一带。安禄山身兼这三个地方的节度使，等于整个华北边境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了。

　　世人都赞美大唐文化海纳百川的开放气度，仰慕西域、日本各国学者在长安学习汉文化并入朝为官的包容精神，骄傲于华夏文化能够吸收外来文化养分以壮大自己的强大向心力。但是，恰恰是在“华夷如一”的大唐时期，由于对胡人聚集地区的“放任”，导致河朔地区重新走向胡化，文化上与关中、洛阳、江左地区形成鲜明的差异，为安禄山的上位创造了有利条件。

　　安史之乱，其实是唐玄宗推行的制度改革的结果

　　由于边境面临吐蕃、回纥等部族的强大威胁，唐玄宗不得不将重兵投放到边陲地区，这也造成了大唐王朝军事上“外重内轻”的局面。军队推往边陲的同时，也意味着唐朝前期一直实行的府兵制不再适应新的需求。

　　安史之乱前，唐朝周边有回纥和吐蕃两个强大威胁

　　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导致藩镇节度使垄断了地方的军政大权

　　府兵制是继承隋朝的兵农合一的制度，全国各地设置设置了600多个军府，每个军府有一千人左右。府兵并不用缴纳税赋和服徭役，平时务农，农闲的时候训练，这样，大大节省了军事开支。

　　但府兵制也有弱点，天下已定，兵农合一，承平日久，兵不堪用。而且，边陲前线离军府遥远，府兵奔赴前线的成本太高，前线基本都是草原和戈壁地带，环境恶略，府兵无法就地种田。

　　所以，唐玄宗开元年间，将府兵制正式废除，采用募兵制。所谓募兵制，就是国家拨饷，招募职业军人打仗。由于军队不用务农，专心训练，这样军队的战斗力相比府兵提高了不少。由于不用依托于土地，所以募兵们可以长期驻守边疆。

　　募兵制固然优点众多，但有一个最大的隐患，就是容易导致军阀割据。之前的府兵是，打完仗后，兵归于府，将还于朝。将领不会长期带领一只军队，所以很难拥有自己的死忠部队。但募兵制就不一样了，将领和士兵朝夕相处，能力强的将领很容易将部队私有化，藩镇节度使就属于这种情况。

　　藩镇的财政改革，导致藩镇财政独立

　　除了兵制的改革，唐玄宗还进行了财政改革。一方面，因为中央拨款给地方效率低，另一方面，北方很多藩镇也根本就收不上来什么税。于是，唐玄宗大手一挥，将财政权也下放到各个藩镇。

　　地方藩镇在军事和财政上，都独立于中央朝廷，唐朝的中枢官僚机构已经对边境的藩镇没有控制力了。实际上，安禄山作为河朔三镇节度使，相当于华北的土皇帝。唐玄宗对兵制和财政的改革，才是让安禄山有了造反资本的真正助力。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掌权，为了建立功勋，他鼓动唐玄宗派兵攻打南诏（近云南地区），结果折损八万人马铩羽而归。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安禄山作为三镇节度使，掌管了十八万久经沙场的精锐。大唐朝廷，加上禁军才有七万多人。

　　杨国忠画像

　　杨国忠因为忌惮安禄山的权势，便想出阴招陷害安禄山。他对唐玄宗说，安禄山图谋不轨，我们要招他入京试探他一下，他若敢来，说明没问题。他要是找借口不来，就说明其做贼心虚，就必须派兵将其拿下。安禄山，知道这是杨国忠的毒计，但是考虑再三，还是入京了。这样，杨国忠就下不来台了，咬死安禄山有问题，在安禄山离京后还将其在长安的府邸给查封了。

　　安禄山身在朝外，担心朝廷内有杨国忠这样的人每天给唐玄宗“吹风”，保不齐哪天唐玄宗改变主意对自己翻脸。在自己手握三镇，兵力又成倍于朝廷的情况下，面对杨国忠的步步紧逼，安禄山没理由不选择叛乱。于是，公元755年，安禄山打出“奉旨讨伐逆贼杨国忠”的旗号，发动叛乱。动荡八年的“安史之乱”，也成为了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