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生于明朝，成长于明朝，仕于明朝。明朝灭亡清取而代之，他的人生亦随之彻底改变。清入关后，王铎不得已出仕清王朝，好友钱谦益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记载他此时期状态：“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八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

　　可以想见，王铎本已饱受乱离之苦，仕清后又遭世人鄙夷，内心矛盾与纠结难以排遣，醉情于酗酒，“居常垢衣跣足，不浣不饰，病亦不肯服药，久之更得愈，则纵饮，颓堕益甚。”

　　仕清后，王铎在政治上很难有所作为，书画诗文成为他排遣内心纠结和压抑的最好手段，特别是风行雨驰的狂草书法最得宣怀，于是他“每与诗友酒徒，招歌僮、设果饵，酒酣歌吴骚，按节迭和，每至鸡鸣不寐，宾客潜散亦不顾……辄醉，取大笔迅扫千尺绫素，不复知世间有是非荣辱事”，一如他所言“字画诗文，吾辈之寄耶、爱耶、憎耶。”

　　王铎寄情于诗文书画，特别是最能抒心写意的行草书体，成就了他粗头乱服、淋漓痛快的个人面貌。在清入仕的最后八年，五十多岁的王铎迎来了书法创作的高峰期。正如他的好友黄道周就曾说：“行草近推王觉斯。觉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

　　王铎成熟期的淋漓恣肆书风与他在入清的内心世界互相表里，内心的矛盾和张力，是其心态、情感世界在其书风上的外化。作为明王朝的遗臣，王铎不得以投降清廷，出处有亏，大节不保，备受当时汉人士林舆论苛责，尤其受不仕清廷的遗民圈中士大夫文人的诟病，王铎内心充满了抑郁、纠结，书法成为其寄托和宣泄的载体。

　　从外在来讲，现实生活的压力也时刻让他几近疯狂。清廷取得统治权后，一方面是残杀汉族抵抗者，另一方面则笼络汉族士大夫与前朝旧臣为其所用。也有屈项仕清的贰臣。

　　明亡后，与王铎莫逆之交的倪元璐自缢殉国，成为汉人仕宦圈的楷模；黄道周极力拥护明王朝之残余力量，兵败被俘，舍生取义。而另一方面，与王铎同仕二朝的孙承泽，在南党首魁陈名夏被处斩后，因“豪附陈名夏，表里为奸”，被处入狱。这些友人的遭遇投射于王铎的内心，由生存环境的高压所形成的艺术上的张力也在其后期的书法作品上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