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6年，中日“甲午海战”结束了两年。背负着巨额赔偿的清廷，开始筹措当年的对日赔偿费。英、德两国压倒法、俄，在二月份时，由英国人赫德为代表，跟清廷签署了《英德洋款合同》，借给清廷一亿两白银，条件是由他们控制清廷的海关。

　　于此同时，清廷也不敢得罪俄国，由李鸿章为代表跟俄国秘密接触，在四月份时又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这个“敌”就是日本，俄国势力由此堂而皇之地进入到东北地区。

　　这就是1896年刚一开始时清廷的处境：列强虎视如鱼肉，危若累卵步步惊。慈禧是不得不，再次使出了杀手锏，请李鸿章出山为清廷续命，并代表清廷出访西方列强，以求换得一些所谓的支持。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据说，这首诗歌是李鸿章，在1896年6月出访西方列强时所写。倘若真是如此的话，那么此刻的李鸿章，已有求死之心了。因为整个清廷，唯有他清楚当今所遇到的问题，是前所未有。

　　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李鸿章悲哀地说，自己是个裱糊匠。除了道出无奈外，想必他已经看出，清廷脆弱到了何等地步，灭亡是迟早的事。但李鸿章却依然心有不甘。

　　因此，在路过日本时，李鸿章强悍或说固执的拒绝踏上日本国土一步。以至于不得不使用甲板搭建“走廊”，他踩着甲板，走向转乘开往西方的邮轮。这既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悲苦：当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只能依靠这种方式表达愤怒时，其实是相当无力的。

　　对此道理，想必李鸿章也懂，因为在愤怒的背后，往往意味着要发愤自强。因此当他来到德国后，便提出了要会见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并在信中如此说道：仰慕毕王（俾斯麦）声名三十余年，今游欧洲，谒晤于非得里路府第，慰幸莫名。

　　那么如今的俾斯麦，又是如何状况？其实，他跟李鸿章的处境没有什么不同。由于几年前，他跟德皇威廉二世对殖民地扩张等问题意见相左，已被威廉二世罢了官，闲置在家，成了局外人。

　　一个“裱糊匠”，一个“局外人”，不同点仅仅在于，俾斯麦让德国强盛了起来，李鸿章却失败了。这大概就是，为何李鸿章要会见俾斯麦的原因。他想从俾斯麦这里，得到自己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找一条出路。

　　故而，在李鸿章的信中，就又出现了这样的话：毕士麻（俾斯麦）相王阁下久挹，大名镇越海国，每恨东西暌隔，会晤无由，何期垂暮之年，忽有绝域之使，遂于并世，得接伟人，实为天假奇缘。

　　1896年6月25日，李鸿章跟俾斯麦相见了。对于这次会见，无论当时的西方报纸还是后来的各种文献等都极其重视。而谈话内容，也在当年由目击者口述进行了整理，题为《李鸿章在福里德里斯鲁》。

　　同时，梁启超也把这次会见，记录在了他自己的《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中。笔者对比了一下，虽说法不同，但实质却是一样的。除去寒暄问候外，李鸿章提出了两个问题。

　　比如，在《李鸿章在福里德里斯鲁》中，李鸿章很直白地问：怎样才能在清廷进行改革。

　　而《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中，则显得非常文学化：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

　　俾斯麦答：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即首先要看皇帝的意思，得到了皇帝的支持，那么啥事就都能推进下去——当然这个皇帝，在清廷是指慈禧。

　　果然，李鸿章很快就问出第二个问题，属于实质问题：假如出现了这种情况，皇帝啥都听从和支持我，但这一切却被实际掌权者刁难，以至于挟持大局，这又该怎么办呢？

　　俾斯麦显然明白这个问题的分量，却依然直言：跟我在德国所处的情况一样。但既然做了大臣，就应该忧国忧民，谋求一条出路。倘若自己的想法，不能得到皇帝的实质支持，却是“妇人女子共事”，那啥也就无能无力了。”

　　得到了俾斯麦的答案后，李鸿章沉默不语。因为他已经知道俾斯麦被“罢相”的事，两人是心有灵犀。所以，与其说是李鸿章沉默，不如说是两人共同沉默。

　　一则，俾斯麦的这两个回答，并没有给李鸿章提供出路。两人都清楚根由所在，却都已无力解决。

　　二则，两人之所以能如此不加掩饰的进行交流，是因“同为天涯沦落人”导致，其心中苦闷异常。但同时又都有 “英雄末路”的感觉。所以，只能一起沉默。

　　但无论怎样，李鸿章在德国见俾斯麦，显然都含有为清廷，寻求一条出路的意思。只不过是被确认为：是一条“绝路”罢了。

　　任何一位历史人物，都有历史局限性，但同时又都有“末路挣扎”的悲哀。就如许多人在评论李鸿章，倘若有幸死于1894年以前，即甲午海战之前，那么他也不会有在1896年，这种“末路挣扎”的悲哀，同时也会得到另一种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