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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藏传佛教在清凉圣地的历史文化发展特点

明朝藏传佛教在清凉圣地的历史文化发展特点
2021年06月16日 00:15 新浪网 作者 哥俩侃球

  

  首先,藏传佛教是在汉族、藏族、蒙古族之间频繁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传入五台山的。元朝实现了对西藏的统一,在中央设立宣政院管理西藏事务,且利用藏传佛教怀柔西藏,历代皇帝都曾笼络西藏宗教上层人物,加官晋爵,厚于赏赐,《元史》有国库半耗于番僧之语。但与此同时,元代藏传佛教进入内地以后,塔院寺大白塔、妙应寺白塔、杭州飞来峰、镇江过街塔、福建清源山三世佛等藏式风格建筑在内地首次出现,汉、藏各族高僧大德为主的多民族合作勘校编纂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成为汉藏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

  

  明代,西藏地方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强,其最大特点是明朝以“贡赐”为中心的经济往来十分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中原地区的天文历算、烹茶技艺和思想文化进一步传入西藏地区,而藏传佛教文化则进一步深入内地,成为五台山藏传佛教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如永乐初年,明成祖为报“皇考妣生育之恩”,遣中官侯显及大智法王往西藏取经。取经归来后,“敕寿梓于番经厂,先印一藏,送五台山菩萨顶供养”。“大智法王”即班丹扎释。

  永乐三年(1405年),他随师班丹坚错入朝至南京,开始刊板印施藏文藏经。《西天佛子源流录》说:“……(班丹坚错)奏遣使西域,请取西番字大藏经刊板印施,散于西土。”这部永乐版藏文大藏经是第一部木刻版藏文大藏经,完成于永乐八年(1410年),因用朱砂或云朱刷印,也称“赤字版”。

  

  《清凉山志》记载,永乐初年,敕旨改建五台山大文殊寺(又称菩萨顶真容院),并“敕赐贝叶灵文,梵文经藏,朱书横列,御制序赞。每轶盛以锦囊,约以锦条,护以绪毡”。“朱书横列”者即永乐版《甘珠尔》。永乐版底本是蔡巴《甘珠尔》抄本,即《西天佛子源流录》提到的“西番字大藏经”。可见,在汉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藏传佛教经典、雕塑、绘画技艺以及教义教理等都源源不断地传入了五台山,推动着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向一个新的台阶迈进。

  其次,藏传佛教如同其他一切宗教一样,无疑是统治阶级可以用来维护统治的工具。元明两代,五台山作为藏传佛教圣地备受推崇和敬仰,其原因亦在于此。另外,五台山藏传佛教的盛衰,还与封建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朝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扶植。而封建王朝是否大力支持,则又取决于维护其统治的政治需要。“洪武初,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

  

  洪武六年,置乌斯藏、朵甘二指挥司及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后以元国公纳木喀斯丹拜嘉勒藏等领之,又授八思巴之后监藏巴卜为大国师,授乌斯藏僧答力麻八剌为灌顶国师,并赐玉印。永乐中,承太祖之制,复先后封其番僧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教王、阐化王、辅教王、赞善王、护教王,凡八王,并给印诰,或间岁来朝。明成祖之所以分封众王,是为了达到因俗而治的政治目的。

  

  而对五台山佛教的地位,明成祖也早已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在《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卷四十八之《御制感应序》中说:“朕惟佛道弘深广大,超出三界,圆满十方,慈悲利济,普度群生。然其要在于使人为善去恶,积福修因,以共成佛道。朕间尝取佛经所载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号,编为《歌曲名经》,俾人讽诵,欢喜赞叹。功德之大,不可涯涘。乃永乐十七年夏五月,遣人赍歌曲名经往五台山散施,以六月十五日至显通寺。……于是四方之人来游五台者,莫不顶礼赞叹。以为千载之希遇。大抵人之好善,惟在于诚而已,诚则纯一无妄。贯彻内外,足以通天地。感鬼神贯金石,孚豚鱼,虽极其幽远无有不感通者。朕统临天下,夙夜拳拳以化民为务。凡有所为一出于至诚,是以佛经所至,屡获感通。

  观于五台之显应,尤足征矣。今特命土绘为图,且复为歌曲以系之。善信之士,果能诚心向善,日积月累,念念不已,将见生享荣华,世臻福庆。没则往生净土,受诸快乐。苟为亵渎轻慢,不惟身受谴罚,狭及子孙。至于生生世世,永堕沉沦,不能消逝。呜呼,作善获福,为恶遭殃,征之以往,具有名验。故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然则人之欲为善以祈福寿者,可不免哉,可不免哉。”

  

  可见,统治者旨在利用五台山汉、藏佛教实现教化民众之目的。而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这三大法王到内地后,无一例外地都到五台山朝拜,则进一步说明五台山政治地位之高。

  再次,较元代而言,明代寺院数量增加,藏族僧人巡礼人数、次数、时间增多,信徒增加等都标志着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真正开始了规模化的发展。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宗教上,五台山藏传佛教规模得到进一步壮大。元代传入五台山的藏传佛教教义主要是萨迦派的理论,而到明代,除萨迦派外,又有格鲁派、噶举派的思想传入五台山,并且僧众人数继续增长。前文论述大慈法王文中提及,他居留五台山期间,常为来自各地的信众(其中包括许多地方官员、蒙古王公)等传授灌顶法,同时还为僧人传授近事、沙弥、比丘、禁食等戒律,“按照他们各自的缘分降下佛法之甘雨,引领他们走上成熟解脱之道”。由于释迦也失等人在五台山的引领与示范效应,之后不断有藏传佛教高僧来五台山朝拜。

  据《明故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大国师张公墓塔记》碑载,张公可能为移居北京的藏族后代。碑文说“按公姓张氏,讳桑节朵而只,其先世山后人”。此公虽姓汉姓张氏,但实即藏人。1451年张公礼“清心戒行国师”。清心戒行国师名班卓巴藏卜,曾居上方山兜率寺,协助大国师班丹扎释译写《宝集偈经》。张公曾身负重任,奉明朝皇帝之命,于1470年“奉敕命差往乌思藏封阐化王”。此时掌管西藏政教大权的是帕木主巴派首领阐化王第九代阿格王布,张公桑节朵而只以钦命特使身份往封,表明朝廷对西藏地方行使任命权,又反映其地位之高。

  张公在西藏居九年,他“到彼处彰我圣朝及封恩赉之典,当时公之德化番夷,道载殊域”,说明明朝与西藏的关系密切,而藏僧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479年张公桑节朵而只自西藏返回北京,明帝赐宴,升其为国师,并封其为“净慈利济”名号,1489年被请于北京天宁寺“讲习观法”。1490年张公隐修于山西五台山圆照寺,“加持六字真言,并修本尊佛哑曼答葛”(“哑曼答葛”意为“阎摩敌”,亦即西藏佛教之密宗大威德金刚本尊佛),这不仅是对元朝大威德金刚法的继承和发展,也促进了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可见,五台山藏传佛教在规模上得到进一步发展。

  

  政治上,随着五台山与藏传佛教关系的发展,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治关系也在同步发展。元代,乌思藏、阿里地区(即今西藏地区)及广大藏区,已纳入其中央行政管理之下。明代则因袭元制。这种政治上领属关系的确立,使五台山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发生了质变,也就是说,唐宋时期的宗教认同和宗教感情,到元明之际已从属于或凝聚于政治一统的大前提下。

  因此,明朝为了加强对边疆的管辖,巩固自己的统治,对五台山藏传佛教也更加重视与尊崇,不仅在此大兴土木、频繁赏赐,而且安置藏僧前来朝拜,其中释迦也失除得到修建寺院、传授僧徒的允许外,还得到明成祖的制书慰问与封授,从朝廷对一个藏僧的重视和关心程度来看,足以说明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地位及作用。从中亦可见,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治关系在深入发展。

  文化上,汉藏僧人共同在五台山修习佛法、修建寺宇、举行法会等,大大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如佛法交流方面:五台山著名汉族佛教高僧铁林果禅师,曾拜藏族高僧为师,学藏密教义。弘治己未(1499年)三月上浣《行实碑》曰:“铁林果禅师者,乃真定府晋州安平县博陵郡名家之子也。父张林,母李氏,果生而不乐世俗,不茹荤酒,信善出家。父母遮其施好之意,似不得已遁入辟静之处。自断发为僧,隐向五台山镇海寺,誓不下山,禁足于寺。

  年成化元年(1465年)间,遂发心盖造观音阁一所,绘塑圣像毕矣。就此立限二十余年,身不卧床席,日不过午饭,刻苦励志,经历寒暑,心不变动而立限大有功效也,已笃实感发十方,游礼檀越见者、闻者,无不化也。后别镇海,访观名山圣迹,至于殊祥古刹处,所见其草莽荆蓁,不知何代年间寺宇也。后的古碑,乃大元皇太后所建香火梵刹,果修重檐大阁五间、廊庑、僧舍、伽蓝、祖师、山门等殿俱已完就。”铁林果禅师行高道重,因此,朝廷颁给度牒,听其自在修行,“

  遂授西番教与钦差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僧众清修禅师名下,为上首弟子。果名扬四海,德行超群。“清修禅师”即弘治八年(1485年)《重修玉华池敕赐万寿禅寺碑记》中所提及的清修禅师端竹班丹。端竹班丹显然是藏僧,而铁林果禅师在其名下做上首弟子,说明铁林果禅师是一位德行超群、名扬四海、汉藏兼通的禅师。又如语言文字方面:明武宗时,曾由礼部选人到北京大慈恩寺,“选习番汉(语言、文字)”,然后再派往五台山进行弘法。

  又如明隆庆三年(1569年)《五台山风林寺彻天和尚行实碑记》提及的彻天和尚曾与大慈恩寺喇嘛王有过交流。《五台山风林寺彻天和尚行实碑记》载:“武宗皇上敕礼部选习番汉于大慈恩寺喇嘛王,名昨巴坚忝归洞宗,于嘉靖(1522-1566)初年布礼台山,住于三塔寺,耳目视闻,确心录集,我为声荷之,谓彻天行实。

  正德年间(1506-1521),代州迤南六十里,初入崛峪深林,经行树下,遇雪七日不移足,空中神言古基,掘之,果得石记,建龙安寺。”“我为声荷之”表明二人确实有过佛法与语言方面的交流。再如寺院修建方面,汉藏僧人都曾进行了协作,如塔院寺大白塔、圆照寺、三泉寺等。《五台山大塔院寺重修阿育王释迦文佛真身舍利塔碑并铭》曰:“逮今百五十年,山高风猛,阴极雨频,腹基剥落,瓶盘废坠,致往来之人视瞻不谨,缘本山钦差提督法王、觉义都纲并余登塔,不忍伤残,觉义大师畅然兴心而欲重建。会议诸山高僧祖印、圆亮、继祥、德胤、了用、常慧等六十余人,各罄己资,或银十两、五两,米十石、五石,聚少成多,力助其事日法王、觉义、彻天、天竺四师命余为文,以纪其事,勒诸贞珉,永传不朽。”由此可以看出,大白塔的重修是汉藏佛教以及印度僧人共同参与和完成的。

  

  又《重修圆照寺碑》日:“自坚参师法王张兼管台山提督口口公、高僧天玺,同协阜平县长者孙儒、弟孙孜昆,携金币躬诣台山风林院彻天大师修建。”可见,汉藏僧人及俗人都共同参加才完成了重修圆照寺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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