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5日，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的陈学礼老师应邀至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题为“关于乡村影像的想象”的影视人类学专题讲座。

　　讲座正式开始前，陈学礼老师简要阐述了本次演讲的主旨，即强调“赋权”概念在乡村影像拍摄过程中的重要性，通过赋权，促使当地人在拿起摄影机进行创作时，能够做到“见我所见，拍我所拍，讲我所讲”，以尊重当地人在拍摄作品与表达理念上的主体性，打破同学们对于乡村影像的浪漫化想象。

　　在讲座中，陈学礼老师对影视人类学中的“参与式影像”与“社区影像”的两个概念进行反思。他强调，所谓“参与”，并不仅仅指让当地村民拿起摄影机参与到拍摄过程里，而所谓“社区影像”也不仅仅单纯表现为对某一社区的拍摄、记录与描述。更重要的是，必须要体现出当地村民，即文化持有者自身的视角及其所处的文化背景，即“透过当地人的眼睛”进行乡村影像的拍摄。

　　其次，陈学礼老师结合自身的拍摄经历详细阐述了当地人的视角及主体性对于乡村影像拍摄的重要意义：其一，当地人在拍摄乡村影像时，往往更能把握并呈现出当地特殊的文化习俗及文化逻辑。陈学礼老师谈到，在云南某次婚礼仪式影像的拍摄中，本地摄影者坚持要把婚礼上杀猪的整个过程全部拍到镜头内，即便观看者可能会对这些镜头略感不适。究其原因，这是同当地特殊的婚庆习俗相关：在当地，普遍认为老人可以通过聆听杀猪时猪的叫声，判断新婚夫妇生下的第一个孩子的性别。其二，当地人所拍摄的镜头有时会超越学院派纪录片的范式，打破我们的预想，更新我们的观念。陈学礼老师以一部名为《牛粪》的乡村影像纪录片为例，该片展现了青海地区，牛粪之于当地生产生活的重要性，以当地人的视角重新引起了观者对于“洁净”与“肮脏”概念的思考。其三，陈学礼老师认为，当地人在拍摄过程中，往往能够基于当地的文化传统与道德规范，知晓如何更好地保护被拍摄者的隐私与人身安全。

　　此外，陈学礼老师也坦言，以上乡村影像的赋权实践往往会在现实情形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比如，乡村影像的拍摄往往需要依托于某些组织所承办的项目，项目方有时会强加自身先入为主的想象来干预当地人的拍摄。另外，陈老师亦谈到了乡村影像拍摄者与观众之间的矛盾问题，他指出，有些时候，学院派纪录片的范式会“驯化观者的眼睛”，造成观者在理解上的局限性，使观者有时难以理解甚至是接受当地人所呈现出的镜头的文化含义。

　　观者有时甚至认为纪录片一定要配以旁白，很多乡村影像的拍摄者则因此会不断改变自己的拍摄风格，迎合被驯化的眼睛，这就使得当地人的视角就此被遮蔽。陈老师认为，造成这种理解局限的另一个原因是观者往往对于当地人存有“白纸”隐喻的想象，低估了当地人对于镜头的理解能力，但实际上，当地人往往更善于去捕捉当地特殊的文化情境，也更善于在拍摄过程中处理好当地的社会与人际关系，减少其为拍摄带来的障碍。

　　陈老师也提到了针对以上情况的解决方式，比如一些人类学研究者会提倡制作非项目制的乡村影像，即不以项目作为乡村影像拍摄的实践载体，充分尊重当地人的能动性。同时，一些专业的影视人类学研究者也开始选择回归到自身成长并熟络的文化环境中进行拍摄，以平衡当地特点的呈现与观者的理解方式。

　　最后，陈学礼老师陈述了乡村影像除纪录片与民族志影片之外的可能性角色。首先，乡村影像可以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并促进应用人类学实践。陈学礼老师以一部名为《鼠兔》的纪录片如何推动当地的环保实践为例，说明了一些乡村影像往往能够作为一种行动，帮助当地人更好地解决相关问题。

　　在提问环节中，针对同学们关于如何更好地处理乡村影像解释力不足，如何看待短视频与Vlog等新影像形式的崛起等问题，陈学礼老师进行了回应。在面对新兴影像形式时，人类学家应该改变自己先入为主的想象，暂时搁置学院派的规则，去理解拍摄者的行动逻辑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情境，发掘这些新力量的潜力与可能性。

　　此外，陈学礼老师强调人类学家应抛下自己的存在焦虑，认识到完全遵循当地人的解释并不可取。他认为参与观察是人类学家与当地人这两个主体相遇的过程，任何一方主体都不可以被客体化地理解。他强调人类学家要不断同当地人进行沟通，以创造更多可能，同时也要承认自身的理解局限。

　　本场讲座的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富晓星老师最后总结，陈学礼老师在演讲当中提出了关于乡村影像的“理想型”，它要求当地人拍摄自己熟悉的生活，哪怕它同传统纪录片的要求不相符，但是它呈现的是当地人自己的声音，观众必须有一定素养才可以理解。但在实际的拍摄实践中，乡村影像俨然是一个“权力场”，这不仅涉及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的运作；尤其是当地人的自觉性崛起，我的故事我作主，那么人类学家应该如何转变自己的角色；这是乡村影像必然面临，也是需要通过实践和反思来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