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又名左纪权，号叔仁，1905年3月15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黄茅岭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3年冬，程潜主办的孙中山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派人到醴陵秘密招生，左权考入该校。1924年11月，陆军讲武学校一、二队学员，转入黄埔军校，编入第一期第六队。左权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对他进行了审查和培养。周恩来两次亲自接见他，询问了他的家庭情况，鼓励他进步。左权在周思来的教导和共产党员教官的影响下，又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从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925年春，左权经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2月，军校组织学员参加了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并随之宣布第一期第六队学员毕业。左权在东征中被分配在教导团，先任排长，不久升任连长。6月，左权又参加了东征军回师广州，镇压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尔后，在攻鄂军司令部卫队营任连长，参加第二次东征，再度讨伐陈炯明。11月，攻鄂军司令程潜、党代表林伯渠鉴于左权忠于职守，在战斗中表现突出，选拔他赴苏联继续深造。

　　左权于12月到达莫斯科。他本系派到苏联学习军事的，因须打好俄语基础，就先进了中山大学。学校所授课程，他都刻苦钻研，对于俄语这个薄弱环节，更是知难而进。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内形势急剧变化，中山大学大部分学生回国。左权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于9月转入莫斯科苏联陆军大学学习，孜孜钻研军事理论，尤其是野外作业，成绩显著。刘伯承、邓小平回忆说:"在中大、陆大期间，他就表现了始终是一个最进步、最诚朴、最本色的同学之一。"

　　当时左权虽身在苏联，但深切关心祖国的命运，他经常与同学们交谈，准备随时回国流血。1928年，左权被王明宗派集团栽诬参加了所谓反动的"江浙同乡会"。经受害者多次申辩、控告，后成立了包括第三国际监委会、联共(布)监委会和中共代表团三方参加的委员会审理此案，瞿秋白、周恩来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审理结果认定所谓"江浙同乡会"是不存在的，才洗刷这个不白之冤。

　　1930年4月，左权和刘伯承、刘云、陈启科等奉调回国。到达上海后，党中央决定左权立即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于是，左权在交通站同志护送下，经漳州，抵达中共闽西特委所在地龙岩，左权进入闽西后。5月，正值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闽西分校)创办，他被派任分校教育长。10月，党中央委派左权了解闽西军事情况。11月，党组织为了加强红军和地方党委、地方苏维埃的联系，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在闽西成立了工农革命委员会，左权、张鼎臣等七人为常委。12月，红二十一军、红二十军合编为新十二军，左权任军长。

　　1931年1月，左权调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任参谋，从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到每天三操两讲的学习，他都极为关切，汇集情况，提出意见，亲自授课，解决疑难。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左权代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参谋处长并为总直委委员。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在江西宁都地区起义。起义成功后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红五军团，左权被任命为该军团第十五军政委。左权遵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努力贯彻党的建党建军原则，对起义部队做了大量改造、提高工作。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又莫须有地加罪左权，撤掉他红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到瑞金工农红军学校任教官。左权虽蒙受冤屈，但深信党对自己的问题定会作出正确结论，仍一心一意埋头于教育工作。1933年初，他调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第一局(作战局)任参谋后，并仍到红军大学兼课。这段时间，他翻译了《苏联红军中党的工作数则》、《苏联国内战争中之红军》、《苏联国内战争的教训》等文，写了《军语解释》等供红军学校学员和干部学习，对提高红军的政治、军事素质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日寇长驱直入，大片国土相继丢失。中华民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以民族的命运为重，经过努力，终于促成国共两党正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两党达成的协议，在西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称十八集团军)，辖一一五、一二零、一二九三个师，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左权为副参谋长。9月6日，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开赴前线，迎击日军。

　　1938年2月底八路军总部向太行山区挺进以太行山脉为依托开辟抗日根据地。日寇于4月初，以三万余兵力为主力，从我晋东南根据地周围的交通线上的博爱、邯郸、邢台等地兵分九路向我根据地"分进合击"，企图摧毁我太行抗日腹地。左权协助朱德、彭德怀研究敌情，制定作战计划，并亲临前线指挥。长乐滩一仗是我彻底粉碎敌人九路围攻决定性的一仗，歼灭日军三千余人。敌九路围攻被粉碎，晋东南根据地更加扩大，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1940年7月2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签发了预备命令，揭开了百团大战的序幕。左权协助彭德怀，精心制定了战役计划。运筹于帷幄之间，决胜于千里之外，是对百团大战时的左权的最好描述。

　　1941年2月，日寇对太行山的扫荡失败后，便在太行山周围加紧推行蚕食政策。经过两个月的准备，日寇调集3万余人的兵力，并以空军配合再次扑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当时根据地主力部队大部分都已转移到外线，整个后方兵力极少。彭德怀、左权与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连日开会，研究对策决定在敌人分路合击时，乘隙钻出敌人的包围圈。5月24日晚，各部按计划开始行动。25日，前进到河北涉县的偏城，日寇的包围圈缩小了，情况十分紧急。彭德怀、左权等在南艾铺举行了紧急会议，决定各机关分开突围。左权找来作战科长王政柱和警备连长唐万成，叮嘱他们，要设法把彭总护送出包围圈，这不仅关系彭总个人的安危，也关系到总部的命运，关系到根据地的建设。行动方针一经决定，彭总和左权在十字岭最后分手。日寇发现我军从十字岭突围的企图，便加强兵力进行堵截，并派出飞机侦察、袭击。左权从容地指挥同志们突围，在率领同志们即将突出敌人包围圈时，左权被弹片击中头部，血染太行，以身报国，牺牲时年仅3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