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就是深圳人”，不应该仅仅是一句口号。

　　在“715”楼市调控政策发布一个半月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学凡关于深圳住房要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公开讲话，再次引发各界对深圳楼市的热议。

　　其实，深圳早已出台被业内称为“二次房改”的楼市改革长效机制，希望从根本上缓解城市居民的住房压力。不过，囿于土地面积狭小，土地供需矛盾严重，深圳要实现“居者有其屋”并非易事。就目前情况而言，要增加住房供应，利用好城中村或许是“最现实的答案”。

　　新加坡住房模式难以照搬

　　“深圳楼市向左还是向右？向左就是新加坡化，即住有所居，一个都不能少。少数有钱人买商品房，多数人能买到很体面的政策房；向右就是香港化，即少数有钱人买商品房，多数人或租或买密度大、不甚体面的保障房，住房领域二元分层格局明显。”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非左即右的判断不太客观。不管是新加坡化还是香港化，大家关注的是穷人或无房人群，看他们怎么解决居住问题。”

　　“新加坡模式”这个“榜样”，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开信息显示，新加坡从1964年开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鼓励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阶层购买建屋发展局兴建的组屋。目前，新加坡已形成以政府组屋为主、市场化的私人房产为辅的住房体系。早在2016年，新加坡便有高达82%的公民居住在组屋里，也就是说，新加坡的政策性住房与商品房比例约为8：2。

　　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也一直随着商品房房价变化而加强楼市调控，比如进一步提高额外买家印花税以及收紧房屋贷款。此外，新加坡也设法缩短申请购买新组屋的等候时间。

　　为帮助那些不符合公共组屋申请标准但是又无力承担私人住房的“夹心层”群体，新加坡政府从1995年起开始推出一种介于组屋和私人住房之间的混合型物业，即“执行共管公寓”，其具有公共住房特性，同时具备二级市场特点。有市场人士认为，新加坡组屋的供给模式，有严格退出机制也严惩弄虚作假，每个家庭一生只有两次购买新组屋的机会。此外，政府主导组屋定价，严控房价收入比保持在3-5倍，价格被严格控制。

　　与新加坡的政策性住房与商品房比例约为8：2不同，深圳提出的长远目标是有60%的深圳市民住在政府提供的租赁或出售的公共住房。

　　其实，为解决住房问题，早在2018年，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就曾发布《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被媒体解读为“二次房改”，提出深圳市将在2035年前新增建设筹集170万套住房，其中市场商品住房占40%左右；公租房、安居型商品房和人才住房占60%左右。

　　（深圳在建安居房项目）

　　但申请到安居房并不容易。“我三年多前就递交了资料申请安居房，现在排第12万多名。”在南山一家科技公司工作的莫凡告诉记者，“买商品房特别是动辄每平方米10万元的南山商品房，对于我们这种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已经遥不可及。”

　　这是一位普通深圳市民的感受，多位业内人士也指出，深圳住房要实现接近新加坡那样的模式，或者说要达到6：4的比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联物业深莞惠董事总经理江少杰认为，深圳学习“新加坡模式”是一件好事，但实施起来存在一定难度。

　　首先，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自成立以来获取土地的途径比较单一，主要通过“招拍挂”拿地，但深圳宅地供应占比较小，导致开发商与安居集团处于竞争关系，造成安居集团最终拿地的价格都不便宜，难以像新加坡一样获取大量廉价土地。

　　其次，新加坡组屋仅分配给本国居民，新加坡入籍门槛颇高，人口总体相对稳定，而多数新加入者对组屋需求不高。深圳落户门槛较低，近年来每年净增数十万人口，导致住房需求持续上升。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及增量面前，政府如何制定住房分配方案以及定价均是难题，且以目前的建设速度来看，个人申请公共住房的排期将是一场较长时间的“攻坚战”。

　　最后，深圳大量的小产权房是无法转正的，只能通过旧改的方式，适量增加少量公共住房，能提供的帮助实在有限。深圳完全学习新加坡的模式是较为困难，更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独创出一套符合深圳的公共住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