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说法还是有些道理的，但延伸出来的却是一些奇葩畸形的套路。重男轻女的路数不仅仅适用于自家的子嗣上，就连女子也成了男子的附属品，这也正是“典妻制”这类奇葩诞生的原因内核。

　　事实上，典妻这一奇葩“源远流长”，可谓是糟粕中的糟粕，在《汉书》中就有记载，“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是将妻子作为商品进行买卖的另类。当然，这背后既有典妻者的无耻与懦弱，也有时代的平衡失调与腐朽。

　　典妻制在汉朝就有雏形，到了清末则发展迅猛，事实上历代皆有明令禁止，但显然不大奏效，毕竟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然是末路的最后昏招。

　　明媒正娶是古代婚姻缔结的正规形式，但典妻却也颇为讲究，同样有着媒证、订约、下聘、迎娶等环节。然而，这并不代表典妻就为人所接受，契约的签订无异于卖身契，时间、租价、备注，这一系列的操作与买卖猪仔无疑。

　　王朝初年男少女多，因此典妻行为多发生在男多女少的时代，也就是王朝的中后期，而这又与重男轻女以及富贵人家的三妻四妾有着很大缘故。很显然，典妻多出现在光棍汉问题严峻的时期，这时摆在面前的最大难题便是子嗣的传承。

　　事实上，在康雍乾所谓的盛世下，典妻就已然兴盛，一大缘故就是州县官对于地方民众的严酷剥削，生活的无奈导致了典妻卖儿的人间悲剧。江浙称“典妻”，东北称“搭伙”，甘肃称“僦妻”，然而无论何种称呼，无非是三五年出卖妻子身体的龌龊，类似的还有坐堂招夫（即典夫上门）、捆伎（出典营业）。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说起来，典妻也是无奈之举，而这背后更多是时代的压迫。古代的穷困潦倒不比现今，那时的穷困不含水分，是真正的难以完成的阶级迁跃。也正是如此，典妻更多是时代的悲剧。

　　前头有言，明令禁止，但显然这解决不了男女传承问题，冲破界限的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古人心目中有时候这可是比个人荣辱还要重要的。

　　因此，清廷规定，典妻行径一经发现，双方各打八十大板，钱财没收，契约无效。然而，随后清廷又言，“必立契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方坐此律。”也就是说，正式典妻是需要有契约的，实质上便是默许这种行为的发生，毕竟不经手白字黑字那道程序就可以躲过。

　　古人有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很大缘故就成了妇女身上的枷锁，成了男人附属品的“至理”。一方面，有着所谓的“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另一方面当男方已经穷困潦倒甚至面临子嗣断绝的危机时，所有的“至理”又屈从于子嗣传承，不得不说观念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