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武术史上，林林总总的兵器数量繁多，归纳起来就是“刀枪剑戟，斧锁钩叉，锤矛鞭钢，锁镰架棒，拐子流星”十八类兵器。

　　在古代的现实生活中，剑不是寻常物品。先秦时期法律规定，只有士以上的阶层才有资格佩剑。司马迁《史记》记载秦王赢政登基只用六个字来描述:“乙酉，王冠，带剑。”这说明帝王即位时，王冠与宝剑是必须随身携带的，可见剑的重要地位。在战国时期，剑是价值连城的神物，国家之间经常因为一把剑的归属展开恶战。传说晋楚曾有一战就是因为要抢夺泰阿宝剑的所有权。

　　随着古代冶炼技术的提高，剑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汉代生产的铁剑在部队中广泛应用，剑本身的重量与锐利的程度在对匈奴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匈奴人也逐渐找到了剑的劣势，剑只能直刺和挡架，而不能砍削，因此他们用灵活机动的骑兵和胡刀来消解剑的威力。汉代将领们研究了胡刀的特点和用法，研制了有着厚重刀背的单刃刀，既能直刺，又能以刀本身的重量加大单刃刀砍杀造成的伤害。

　　这种兵器问世之后，汉代步兵开始大量装备。经过汉代几百年的战争洗礼，尤其是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需要，制刀术也发展迅速，到了唐代，直刀代替了笨重的单刃刀，去掉了单刃刀尾部的环，延长了短柄，改为可以双手同时持拿的长柄，刀刃用来自中亚的优质钢材锻造而成。一把成品直刀，要经过三十多道工序，一般恺甲根本无法阻挡直刀锋利的劈砍，是十分可怕的兵器。

　　即使在火器成为统治力量的二十世纪，逐渐凋零的冷兵器大刀也在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铁血疆场上高唱了一曲慷慨悲壮的战歌。

　　1933年，由宋哲元率领的国民革命军陆军二十九军与日本关东军展开会战，震惊中外的长城抗战爆发，其中的喜峰口战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抗战初期，面对单兵素质与武器装备远胜己方的日军，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为了克制日军的三八军刺，二十九军专门延请武林名宿李尧臣为部队训练刀法，李尧臣根据日军作战特点，特意编排出一套“无极刀法”，二十九军的大刀队用原始的镇铁大刀结合无极刀法，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手起刀落，杀得鬼子尸横遍野；又夜袭日军炮兵阵地和步兵、骑兵宿营地，砍杀大量日军。当年的日本《朝日新闻》也不得不承认:“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而何香凝先生则作《大刀赞》:“大巧若拙用大刀，大新若旧国术高。伏如猛虎进如揉，十步以内敌休逃。”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二十九军二一九团组织了150人的敢死队，“每人大刀一把，手枪一支冲入敌阵”，二十九军大刀队又一次名扬天下，给中国人民以抗战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虽然局部胜利不能改变抗日战争初期被动的局面，但二十九军手中的大刀成为了抵御外辱，奋勇杀敌的民族精神的代名词，成为贯穿抗日战争始终的大刀精神。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第一天夜里，就有一个中国人越墙而入，用刀杀死10个小队长级别的日本军官并未被抓到，这是日本人松岗环的《南京战》一书中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官兵的回忆。作曲家麦新1937年7月创作的《大刀进行曲》曾题“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遍了全国，为鼓舞军民抗战斗志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8年3月的台儿庄战役中，日军进攻的炮声震荡台儿庄，枪炮声、喊杀声中，官兵们高唱《大刀进行曲》使人倍受鼓舞。当日军攻入台儿庄内时，守卫的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立即组织敢死队，他以擅长大刀斩杀扬名，敢死队趁夜色冲入敌阵，用大刀砍杀敌人，因为巷战时贴身肉搏的最佳武器就是大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