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哪一天起，总有一些东西让我激动不已。无论是天光将暗时街头拥挤的人流，还是阳光初照时小吃摊冒出的白汽，都让我感到一种真实的存在。无论舒展还是扭曲着的生命都如此匆忙的在眼前浮动。生命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当他们走过时，我闻到了他们身上还有自己身上浓浓的汗味。当我们的气息融为一体的时候，我们就此达成沟通。”贾樟柯在个人电影手记中写道。
小镇青年出身的他，总是倾向于去理解一种看似平庸的人生。实拍21天，花费38万元，《小武》诞生。这是1997年春天，发生在中国北方一个小县城里的景象。
一个小偷，一瞬的梦。电影就像是一幕关于深情的悲剧，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与“冲撞”即便过了20年，对照当下仍在急速发展与变化的社会，仍具现实意义。
这是一部茫然孤独的电影，一些美好的东西正在从人们的生活中迅速消失，并且愈演愈烈。在物化的年代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渐渐变成商业联系、经济利益联系，情感、命运越来越无处安放，这给了贾樟柯巨大的冲击。
1998年，他这部北电毕业作品在柏林电影节首映，被誉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在《小武》的香港宣传海报上，贾樟柯用了一句话：这是一部粗糙的电影。
他解释：“这是我的一种态度，是我对基层民间生活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验，我不能因为这种生活毫无浪漫色彩就不去正视它。具体到《小武》里的人物，我想表现他们在这样一种具体的条件下如何人性地存在。这是一种蒙昧、粗糙而又生机勃勃的存在，就像路边的杂草。”
大家好像都生活在某种困境里
《小武》是怎样诞生的
汾阳F4
1997年春节，已经一年半没回过汾阳的贾樟柯觉得家乡变化特别大。每天都有同学、朋友来串门，但大家好像都生活在某种困境里，无论是父母之间、夫妻之间还是兄弟之间、邻里之间，各种各样现实的利益冲突正让小县城的人情关系变得冷漠。
看着从小的玩伴，似乎18岁以后，生命就“停止”了：上单位、进工厂，生活日复一日，循环往复，再也没有任何憧憬。这些人际关系毫无浪漫色彩的蜕变，给了贾樟柯深深的刺激。
再到街上一走，各种感受更深了。在汾阳县城边上有个“汾州市场”，原来卖衣服等日常用品，那时全改成了歌厅。汾阳有条主街，当地人都叫“正街”，人们正跃跃欲试扒老房子、大兴土木，因为汾阳要升级成县级市了。而这些扒房子这个情节，正是贾樟柯最初萌生拍摄《小武》的原因之一。社会转型正在给小县城带来巨大影响。
贾樟柯说，进入到电影学院后，他所接触的中国电影无外乎两类：一类是完全商业化的、消费性的，另一类是意识形态化的，但在一个处于关键转型期的国家，真正老老实实记录时代变化的电影太少了。
小武在村里
原本贾樟柯设想的主角是一名裁缝或是一个铁匠，总之是用传统手艺在这样一条街上谋生计的人，不断受到冲击后，以自己的方式和社会进行徒劳的对抗。
但写剧本的过程中，一个在公安局工作的同学找他聊天，谈到另一个叫“毛驴”的同学近况，对方说“毛驴”成了小偷，还总找他聊天，谈哲学。这给贾樟柯启发，突然在意识里完成了一个创作上的嫁接：手艺人→小偷。
后来有人建议说，小偷不具备普遍意义，不符合贾樟柯记录时代的创作意图。但他觉得，谈一部作品里的角色有没有普遍性，并不在于其具体身份是什么，而在于创作者能否从人性的角度去对这个特定的角色加以把握。
之所以对小偷这个角色感兴趣，因为可以表现一种有意思的关系转换，譬如小武的朋友小勇，他原来也是小偷，但通过贩私烟、开歌厅，摇身一变成了当地有头有脸的企业家。这里就有一个价值关系的转换，贩私烟→贸易，开歌厅→娱乐业，像小勇这样的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如鱼得水，不断改变社会地位。但只有小偷，到什么时候也只是小偷。
小武与胡梅梅在歌厅
在电影里，主人公梁小武虽然是个小偷，却怀揣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他戴着粗黑框眼镜，穿着大两号的西装，在大兴土木的县城晃来晃去。他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爱笑，头歪斜着，舌头总是顶着腮帮子。
听说以前的好友小勇结婚，小武想遵守诺言随礼金，但已经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小勇觉得钱脏而退回。后来小武结识了歌女胡梅梅，羞涩的他以为那就是爱情，还在澡堂子痴痴练唱着《心雨》，没想到梅梅却不告而别。小武于是回到家中，把本想送给梅梅的戒指给了母亲，母亲却为了充门面转手送给了未过门的二嫂，小武与家人吵架后，被父亲赶出门。
小武被围观。因为拍摄时围观人群清散不掉，贾樟柯即兴创作了这一幕
贯穿影片始终的“严打”给了小武致命一击。在一次例行偷窃时，梅梅建议他买的传呼机不合时宜地响了，他被警察抓获。电影最后一幕，小武被铐在路边电线上，围观人群冷漠地看着他，在接连失去友情、爱情和亲情后，小武最终失去自由，成为囚徒。
生于1970年，在汾阳县城
贾樟柯亲述创作根源
贾樟柯为演员讲戏。他在片中客串了小武和小勇的“传话人”
每每谈到自己的创作根源，贾樟柯都会表明两点：他生于1970年，在中国北部一个叫汾阳的县城。今年9月21日，贾樟柯获颁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前往九州大学演讲，再次提到这两点。那天正是他第9部剧情长片《江湖儿女》在中国公映的日子，缺席宣传的贾樟柯笑着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回顾创作的感觉更好，会帮我找回平静。”
贾樟柯在福冈领奖
为什么贾樟柯总是谈到出生时间？因为1970年，中国正经历文化大革命，他形容那是一个“混乱、没有法治的年代”。贾樟柯在那样的环境出生、成长，直到八九岁的时候，又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所以在他的脑海里，既有对过去的记忆，又目睹了改革开放这40年的变更。
而县城在中国，介于大的城市和农村之间，基本上大城市的信息都会通过县城传到农村，所以它处于中间地带，能够同时接受来自这两个地域的信息。
在贾樟柯记事的时候，改革还未开始，在众多记忆里最难忘的，就是身体的记忆——饥饿。那时候一个五六岁孩子的早餐是玉米面窝窝头，小学生上午一共要上四节课，两节课结束的时候，大部分已经饿得不行，因为窝窝头没什么热量。
那时候中国的物资还是供应制度，每个家庭的粮食是按人口分配的，包括日常食物。贾樟柯记得有一年过中秋，母亲拿了一张供应豆腐的票让他去商场买，但长长的队伍排到他的时候，豆腐刚刚卖完，他非常痛苦，不知道要如何跟母亲交代。
到了七十年代末，这些记忆逐渐消失了，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吃饭很快就不是问题，整个社会也进入到一个非常活跃的阶段，而从一个小孩子的角度看待这场变革的到来时，同样也是从物质开始的。
在过去，中国家庭只有自行车，昂贵的摩托车普通家庭是买不起的。那时只有两种人有摩托车，一是警察，二是电报员。小孩子都非常崇拜有摩托车的人。
贾樟柯有一个比他大很多岁的朋友，说他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一辆摩托车。结果这个愿望大概两三年后就实现了，到了1982年、1983年左右，满大街都跑着摩托车，经济改革委为中国带来了活力。
贾樟柯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学校放电影，讲上海生产出了洗衣机。那对于他们来说同样是非常激励的一件事，跟科幻小说一样。因为从小就是妈妈用手洗衣服，那部电影居然说上海生产出了洗衣机？而这种似乎只有电影里才存在的事情，也就过了两三年，洗衣机就走进了中国普通人的家。
小武与歌厅女郎。贾樟柯在片中特意选了当年“最俗”的几首歌。
如《心雨》、《霸王别姬》，像是社会情绪的一种反馈
物质改变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文化变革。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的生活里基本没有娱乐。电影大部分都是宣传政府政策的宣传片，广播听到的也都是革命歌曲，电视机更未普及。
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国港台文化、包括日本文化开始进入到年轻人的生活，这对贾樟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比如听到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他意识到，在过去的革命歌曲中，传递的信息都是“我们”，是复数，而流行音乐的主体则变成“我”，贾樟柯感叹：“原来‘爱情’、‘我’也可以变得很重要。”
香港电影也开始在内地上映，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少林寺》。“文革”清除了很多寺庙，不少中国人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在八十年代初，突然看到一部电影是讲和尚的，那种震撼对贾樟柯来说“很难描述”。
同时，也有大量西方的哲学与文学著作翻译到中国。那时在一个县城的书摊上都可以看到尼采或是萨特的著作。
恰恰是流行音乐、录像厅里的香港电影、哲学这三点，在贾樟柯的少年时代影响巨大。一方面，思想上渴望吸收一切新鲜的东西，另一方面，社会急剧的开放与变化又带来诸多匪夷所思。这两点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贾樟柯电影里关于“变革”最初的灵感。
剧变时代与《黄土地》
贾樟柯找到了创作方向
胡梅梅接水
贾樟柯有一个小学同学，家里开了修自行车店，后来摩托车多了，他们也开始修摩托。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吃饭，那位同学下午就没再来，原来是他父亲修好了一辆摩托车，让他骑出去试一试，结果撞车了，他去世了。
那是贾樟柯的生活里第一次面对死亡，他也看到了一个叫“命运”的东西。而更多类似的事情发生后，他心里逐渐有话想讲出来。
有一次几个同学去看电影，那时买票是一个圆形的窗口，把钱伸进去，跟售票员讲要几张，再把票拿出来。一帮人委托一个同学去买票，突然一阵大乱，那个同学被人按着走，警察来了。原来他把手伸进窗口买票的一刹那，看见旁边有一只手，腕上带着手表，他突然就失控，去拿那只手表，结果因为抢劫罪，判了七年徒刑。
贾樟柯觉得，在剧变的时代，生活中充满了变动和偶然，让人惊异。
想讲话，首先想到的是写作，因为写作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那时他开始成为一名校园诗人。到高中的时候，还组织了一个诗社。也开始写小说，内容大都是憧憬爱情的。
因为写诗写小说，贾樟柯没考上大学，数学大概只考了17分。后来父亲跟他说“要不去学画画吧”，一方面他很喜欢，另一方面学画画可以离开故乡去更大的城市太原。
《黄土地》海报
很奇怪的是，那时白天学画画，晚上写小说，但贾樟柯觉得这些好像都满足不了自己的表达欲望，他渴望更一目了然的东西。直到有一天，很偶然的机会，他在学校旁边一个破旧的影院看到了陈凯歌的《黄土地》，那一年他21岁，像是找到了未来的路。
在电影里，贾樟柯看到了像家乡般熟悉的一望无际的黄土地，那些穿着黑色棉袄、坐在窑洞里非常贫穷的人，就像他村庄里的朋友、亲戚。而在此之前，这样的土地、这样的人，他从来都没有在银幕上见过，他也并不觉得自己所处的生活可以变成“梦幻”的电影，还能够那么诗意。
贾樟柯考了三年才考进北京电影学院，那个年代在中国，只有国家级片厂才可以拍电影，民间的私人公司都不去拍。而在学习过程中，他发现有一种工作方法叫独立制片，所以贾樟柯和十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叫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实验小组的团队，有学摄影的、学录音的、学美术的、学表演的，学文学的，大家分工合作，贾樟柯的第一个短片《小山回家》就此诞生了，这也开启了他与小组成员王宏伟的合作。
《小山回家》里的王宏伟
贾樟柯说，九十年代的中国已经开始城市化，像他一样从小生活在农村或者小城镇的年轻人，涌进了北上广这些大城市。当他在北京街上看到他们的时候，他知道他们从哪来里，也清楚他们是怎样生活的，所以决定写《小山回家》的剧本。
那时他们自称“蛋炒饭”摄制组，因为器材都是借的，钱都是大家拍广告或者当枪手凑的，每天拍摄完毕后，所有人的钱只够每人吃一份蛋炒饭。
剪辑完成后，大家集体还在宿舍搞了一个首映式，请同学来看。一个小小的房间，至少有50人挤在一起，他和摄制组其他同学在楼道里，很紧张地看大家的反映。片长50分钟，大概在25分钟的时候人就已经走光了。
他们非常失望，把《小山回家》放到抽屉里，不打算再拿出来。又过了一两个月，觉得不至于那么差，就把片子拿到北京大学放了一场，可能因为不是学电影的同学，所以他们很宽容，讨论着中国经济的问题、年轻人来到城市的生活。这让摄制组有了信心，后来参加香港独立短片展还拿了奖。
而通过这个短片展，贾樟柯也找到了他后来长期的合作者、他的摄影师和制片人。在《小武》之前，贾樟柯只拍过两个短片，但这让他获得了两次非常完整的电影经验，而当他第一次有机会拍第一部长片《小武》时，他不乏信心。
在贾樟柯那里演得越好，在别人那里就越难有机会
“小武”扮演者王宏伟
《小武》日文片名《一瞬的梦》逆光中片刻的爱情，梅梅为小武唱起《天空》
一个小偷，一个边缘人，一瞬的梦，《小武》就像是一幕关于深情的悲剧，即便过了20年，对照当下仍在急速发展与变化的社会，仍具现实意义。在破旧迎新的时代，有人搭上顺风车风光无限，也有人无所适从活在过去。
饰演小武的演员王宏伟，拍《小武》的时候，和贾樟柯同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读大四。贾樟柯是山西汾阳人，王宏伟是河南安阳人。贾樟柯形容王宏伟是一个感情非常内向的人，好多事不太愿意说出来，他喜欢人与人之间这种无言的默契。这似乎正契合了角色小武。
王宏伟饰演小武
尽管演员生涯起点就是大银幕男主角，但《小武》后找王宏伟演主角的戏并不多。在《小武》、《站台》几部作品后，他也只是作为配角出现在贾樟柯的电影中。
“他感兴趣的东西不见得适合我了，包括《山河故人》，里面就没有适合我的角色。拍片还是得找合适的。”王宏伟曾解释。
近年来除了偶尔有媒体约采，当年那个演技出神入化的青年已经很少有人提及。许多记者见到中年“小武”，大都形容他还是戴着一副眼镜，但比“小武”幽默发福。王宏伟现在的主要身份是栗宪庭电影基金负责人、电影策划人和老师。
王宏伟、贾樟柯、赵涛合照
王宏伟一直不喜商业电影，年轻时就老爱找一堆库斯图里卡窝在宿舍看，之所以偶尔出来拍拍片，完全是为了生计。2017年，他出演了蔡尚君的电影《冰之下》，作为配角，只有两场戏。这部电影虽然为黄渤夺得金爵影帝，却一直还未公映。
中戏教授顾峥是王宏伟、贾樟柯的同学，他在接受杂志采访时曾表示：“从艺术天分上来说，王宏伟是非常好的演员。他的形象，贾樟柯抓得也比较准，这非常好。但也带来不好的东西，别的艺术片导演不大可能再找他去主演。一个艺术片导演的作品要创新，要有个人特征，一旦找王宏伟，是不是就可能有贾樟柯的特征？这是非常忌讳的一件事。所以他在贾樟柯那里演得越好，在别人那里就越难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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