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既要能吏，更要仁吏，永远都不要为酷吏找借口。

　　风靡了20年的神剧《雍正王朝》，总叫人爱不释手，看了一遍又一遍。

　　里面有个人，名气很大，叫做田文镜。

　　只要是他出场的桥段，往往都会伴着腥风血雨。

　　海宸昨天写了田文镜的两个桥段：

　　一是作为专职钦差顺手牵羊，举报了山西瞒报的灾情；

　　二是在河南山东总督任上，瞒报了河南重大水灾，且救灾不力，造成河南境内民不聊生。

　　这两个桥段，看似天灾，实则人祸，某些官员为了官位和一己私利，根本就不顾百姓死活。

　　田文镜在山西立功，却在河南犯下大错，功过无法相抵。

　　《雍正王朝》是从雍正还是四阿哥，被派到江南治理水患开始讲起的。

　　四阿哥在扬州发掘了田文镜这个宝贝，确切地说是田文镜对上了四阿哥的眼，为今后大展宏图做准备。

　　康熙晚年，吏治松弛，几乎到了要瘫痪的地步，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条就是，国库空虚，钱都被官员们借走了，且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还。

　　而要追缴国库欠银，没张严肃的脸，没带上几把刷子，还真不敢接这个活。

　　只不过康熙的旨意是：嘴上要严，心底要仁。面子要严，里子要仁。

　　遗憾的是，这个旨意，四阿哥没有领悟到。

　　他接了这个活，也配了几个帮手。

　　田文镜就是其中之一，他更没有领悟康熙的旨意。

　　田文镜非常善于创造性地完成四阿哥赋予的任务，在追缴国库欠银的问题上，只有别人想不到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办法，没有田文镜不敢实施的办法。

　　在上任的路上，踌躇满志的田文镜就想好了战术原则和协同事项，连突破口的选择都精确到了毫米。

　　上任第一天，这老兄就下令传唤魏东亭和陈文盛。

　　魏东亭的事儿以后再说，今个只说陈文盛。

　　陈文盛，据说是康熙三年的状元。

　　陈文盛只借了一两银子，也还了。

　　只不过，他对于田文镜竟然敢让步军统领衙门的兵丁拿他，十分不满。

　　只为一两银子，不问青红皂白就直接拿人，这似乎太不讲理了，不是酷吏是什么？

　　做此事的成本，恐怕远远不止一两银子。

　　于是老状元当场质问田文镜，是哪一朝哪一科的进士？

　　老状元一开口，众人都明白他要表达什么。

　　姓田的，你一个监生出身的，也敢对老前辈兴师动众大呼小叫？

　　监生就是国子监毕业的，可以不经科举直接做官。

　　田文镜早就臭名远扬了，他的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监生，然后有人取个谐音，贱生。

　　没叫他畜生，是不想玷污自己的嘴。

　　然后，还有更损的，田文镜的监生叫做荫监。

　　你读读看，倒数第二个字读第三声哈。

　　文人损人，有的是招数。

　　荫监，简单说，就是祖上立功有荫德，免试保送儿子国子监读书，毕业后直接从县丞干起。

　　田文镜的官就是这么得来的，并且他是康熙二十二年被保举当的县丞，一干就是34年。

　　要不是被四阿可开发利用了，他可以在县丞位置上退休，并且创造一项历史记录。

　　县丞，相当于常务副县长吧。

　　陈文盛这个正儿八经的科举状元，当然看不上田文镜，当众揭丑给难堪。

　　田文镜文化水平没有老状元高，但并不代表嘴巴没有老状元毒。

　　田文镜的反击，非常尖锐，直击要害。

　　你为什么要借一两银子？

　　如果说你缺钱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只借一两，一两能做什么呢？

　　你明明不缺钱花，却非要从国库里借一两银子，是为什么？

　　其实骂人有分寸的，把这两个问题提出来，已经妥妥地打了陈文盛的脸。

　　可田文镜毕竟不是普通吏，干了34年县丞，酷是出了名的。

　　没理他能把歪理说正，有理的时候他能把一分说成十分，绝对不会见好就收。

　　田文镜接着骂，如同在剥陈文盛的皮，且是一层一层地剥。

　　你陈文盛，假清高，不屑于借钱，又不想自外于同僚，大家都借了，他不借不合群。

　　于是单单只借了一两，随时可以还。

　　这样，你便可以心安理得做那既无真才实学也可不干实事的官，享受你那一篇八股文挣来的富贵荣华。

　　一个劲地强调自己是干实事的，老状元是渡虚日的。

　　田文镜的书还是读少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读进去，压根就没有受点书香的熏陶。

　　他永远都不懂“文以安邦”的治国要义，以为治理一域，凭一张刻薄嘴就可以了。

　　偏偏又遇到四阿哥提携，田文镜在酷吏的路上，越走越远。

　　这话骂得非常刻薄，80岁的老状元，差点被气死。

　　想想看，田文镜拿借了一两银子的老状元“杀鸡儆猴”。

　　以为抓住了文人代表，便是抓住了关节要害，拿下这个山头便是一马平川。

　　其实是田文镜以身试险，此事不管成与不成，田文镜都讨不到半点好，反过来只会让他名声更差。

　　一是不循国策。

　　康熙晚年行仁政，凡事都不能操之过急。

　　追缴国库欠银是大事，但却不是要走极端的事。

　　田文镜在四阿哥面前急于表现，不择手段，忘记了当下最大的国策是保稳定。

　　在这个大前提下，事情要做，却不能无端生出是非，更不能激起民变。

　　凡事都要遵循大国策，坚持以人为本。

　　做人要大格局，做事要大智慧，做官不要耍“酷”。

　　二是罔顾事实。

　　执行上级的指示，往往要打好组合拳，绝对不能乱打一通。

　　追缴国库欠银是大事难事复杂事，涉及到各方面的势力。

　　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能在国库借到钱的，都会是些什么人？

　　面对复杂的事复杂的人，不去创新解决问题的方法手段，只想用简单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只会让问题越来越难办。

　　明明事实的复杂性摆在那里，田文镜却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一定要剑走偏锋，岂不坏事？

　　三是不讲科学。

　　总以为向国库借钱的，都是些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没有科学分类甄别，只讲“酷”字当头，惩戒一马当先，战术运用过于简单粗暴。

　　对于一位80岁的老状元，他向国库借一两银子，何尝不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自我保护的一种体现？

　　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也。

　　对于这样的干部，应该予以保护，把钱还上就可以了，根本没有必要大动干戈。

　　实在不行，不就一两银子？

　　田文镜先请老状元到府上喝茶，然后自己替老状元还上。

　　同时叫几位笔杆子把宣传报道工作做充分，效果绝对杠杠的。

　　说来说去，还是田文镜学习抓得不够紧，没有领悟到精神要义。

　　只看到眼前的一亩三分地的事儿，看不清全局，看不到长远，绝对不是一个合适的官员。

　　一个当了34年县丞的人，居然什么事儿都没看明白，任由着自己的性子，又居然能当34年县丞——常务副县长，官不小了。

　　到后来官还越做越大，这是社会之悲呢，还是社会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