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他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去世；他是杰出的数学物理学家，量子电动力学的泰斗；他认为使用核武器的行为毫无道德，应该立即废弃；早在 60 年前，他就曾预测未来世界的最大变化将来自中国。

　　他就是美籍英裔数学物理学家、数学家和作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他早年在剑桥大学追随著名的数学家 G.H. 哈代研究数学。

　　毕业后，戴森找到了他科研生涯的第一份工作，进入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运筹研究部，通过研究分析方法，帮助英国皇家空军轰炸德国目标。

　　他在 2006 年为《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撰写了一篇文章，详细回忆了这段经历。比如，如何用涂有铝漆的纸条包欺骗德军雷达？如何利用 “元分析方法” 分析轰炸行动的有效性？如何用一系列数学方法降低轰炸机的损失率？

　　然而，戴森对他的第一份科研工作并不满意，甚至认为是失败的，这从其前述文章的题目一目了然 — — “A Failure of Intelligence”。他的失望，主要来自于一些关键性的、基于科学的分析和结论，未能被军事长官所采纳，可能因此损失了 “成千上万架轰炸机”。以至于有些时候，他和同事们都沮丧而痛苦地坐在指挥部，因为轰炸机和机组人员损失巨大，他们无法提供太多的帮助。当然，更重要的是，20 世纪的历史一再证明，只靠战略轰炸并不能赢得战争。他们所做的工作，正是为这一打不赢的战争服务的，难免会失落。

　　幸运的是，这个失败的开始，没有消磨他利用科学解决问题的兴趣和信念，反而使其愈发茁壮生长。

　　二战后，戴森来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跟随汉斯·贝特教授。他证明了施温格和朝永振一郎发展的变分法方法和费曼的路径积分法的等价性，为量子电动力学的建立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951 年任康奈尔大学教授，1953 年后一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他还以在核武器政策和外星智能方面的工作而闻名。他著有许多科普性读物。1959 年戴森提出戴森球构想。他在 1966 年和 1969 年分别被授予洛伦兹奖章和马克斯·普朗克奖章。2000年，他被授予邓普顿奖。

　　这一系列学术成就，俨然是戴森版的 “失败乃成功之母” 的人生大剧。如今，重读此文，重温他科研生涯那个失败的起点时刻，缅怀弗里曼·戴森。

　　图 | 晚年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弗里曼·戴森。（来源：维基百科）

　　1943 年 7 月 25 日，我进入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运筹研究部（Operational Research Section，ORS）工作。那时我刚刚从剑桥大学毕业，只有 19 岁。轰炸机司令部 “隐藏” 在英国白金汉郡的一座小山山顶的森林深处，一大片红砖建筑之中。

　　我被临时安置在休恩登庄园的帕森斯家中。每天早上，我会骑行五英里上山，然后晚上滑行下来。很多次，当我正艰难骑行时，一辆豪华轿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能瞥见车里的空军元帅阿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爵士，他坐在车的后排不断下达着指令（那些指令让成千上万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送了命）。哈里斯爵士每天都会根据天气和轰炸机的情况，决定是否派出机组人员执行任务。他喜欢在晚上打击德军目标。哈里斯爵士一生中都致力于这样一个主张：只靠战略轰炸就能击败德国。

　　ORS 的成员都是平民，受雇于飞机制造部，而不属于空军。我们的任务是向高级官员提供独立的科学和技术建议。

　　ORS 下设几个特定部门及其子部门。一部关注轰炸效果，二部关注轰炸机损失，三部关注历史。我的老板鲁本·斯米德（Reuben Smeed）是二部的主管，二部的子部门 A 负责收集机组人员报告并调查损失原因，子部门 B 负责研究电子对抗的有效性，子部门 C 负责研究已返回轰炸机的损失，子部门 D 则是做一些统计分析和其他需要数学技能的工作。我在子部门 D。

　　我的工作始于轰炸机司令部第一次对汉堡展开全面攻击后的第一天。在这次行动中，轰炸机第一次使用了诱饵系统 “WINDOW”（美国人称之为 “CHAFF”）。“WINDOW” 由涂有铝漆的纸条包制成。在轰炸机飞越德国上空时，一名机组人员会以每分钟一包的速度向下扔纸条包。涂有铝漆的纸条在轰炸机之间缓缓飘落，每张纸条上都有一个调谐到德国雷达频率的共振天线，这样就可以迷惑德军雷达，使它们在混乱的回声中无法追踪单架轰炸机。

　　那一天，ORS 的人都很高兴。直到欧洲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们如此欢乐，这是 “WINDOW” 的功劳。那天晚上出动了 791 架轰炸机，仅仅损失了 12 架，损失率为 1.5%，远远低于 7 月那次大规模行动的预期，之前的损失通常在 5% 左右，主要是因为德国的战斗机可以在地面雷达的引导下找到我方的轰炸机。“WINDOW” 将预期损失减少了 2/3。如果按照每架轰炸机上有 7 名机组人员计算，那一天晚上大约有 180 名男孩幸免于难。

　　斯米德交给我的第一项工作是，根据轰炸机在不同高度测量和报告的风力，画出从轰炸机群中飘出的 “WINDOW” 云。我的照片会被展示给机组人员，让他们明白在完成目标轰炸后不急于独自飞回基地有多么重要。

　　斯米德向我解释说，独自航行的船舶很容易被德国 U 型潜艇的鱼雷击中，船舶不得不由护航舰队护送。出于同样的原因，对于单独飞行的轰炸机，被雷达追踪并被敌方战斗机击落的风险要大得多。因此，轰炸机必须在 “WINDOW”云中飞行。但机组人员并不打算采纳这项建议，相比于德军，他们更害怕轰炸机之间发生碰撞。每次他们在 “WINDOW” 云中飞行时，他们都会害怕靠近的轰炸机与他们相撞。与整个轰炸机司令部相比，德军夜间战斗机的力量微不足道，但德国飞行员技术高超，几乎没有被击落过。他们携带了一个名为 “Schrge Musik” 的发射系统，他们可以在轰炸机下方飞行，并以 60 度的角度向上射击。德军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方轰炸机在夜空中的轮廓，但我们却看不到他们的战斗机。“Schrge Musik” 摧毁了我们成千上万的轰炸机，这是 ORS 最大的失败。

　　图 | 1943 年 1 月 30 日晚，德国汉堡上空，一架英国兰开斯特轰炸机在照明弹和飞机爆炸的映衬下显现出了轮廓。（来源: 帝国战争博物馆）

　　斯米德认为，即使是在轰炸机群最密集的区域，一架轰炸机被德国战斗机击落的可能性也远远大于它与我方轰炸机碰撞的可能性。但他没有证据：他一直忙于处理其他紧急问题而无暇顾及。他希望我可以成为轰炸机司令部的 “碰撞” 专家。如果没有其他任务，我应该把时间都用来收集所有我能找到的有关致命和非致命碰撞的证据，并把它们整理在一起。这样一来，或许我们就可以说服机组人员，在 “WINDOW” 云中飞行真得更安全。

　　我尝试了两种研究碰撞的方法：理论研究和实地观测。理论上的方法很简单，使用一个公式就可以：一架在 “WINDOW” 云中飞行的轰炸机发生碰撞的概率，等于轰炸机群的密度、两架轰炸机的平均相对速度和相互呈现的面积（Mutual Presentation Area，MPA）的乘积。MPA 是一个在垂直于相对速度的几何平面上可能发生碰撞的区域。这与原子和粒子物理学家所说的碰撞截面是一个概念。发生垂直碰撞的可能面积大约是轰炸机机身面积的 4 倍。这一公式假设两架轰炸机在碰撞过程中没有及时看到对方，对于夜间在德国上空飞行的轰炸机来说，这是个合理的假设。

　　碰撞公式中的 3 个因素均存在不确定性。与上下碰撞相比，侧向碰撞的 MPA 要小一些。但是，我假设大多数为上下碰撞，具有垂直方向的相对速度，这个相对速度取决于轰炸机飞行时螺旋转动的剧烈程度。除了在轰炸目标时，他们从来都不会直线飞行，也不会水平飞行，否则就成了高射炮的靶子，一个有效降低被击落可能性的方式就是做螺旋式飞行，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对于碰撞的预测，最重要的是研究上下运动。根据机组人员的报告，我估计上下运动的速度为平均每小时 40 英里，不确定性为 2。但碰撞公式中权重最高的因素是轰炸机群密度。

　　我仔细研究了机组人员的报告，有些报告描述了轰炸机与本应飞行轨迹的巨大偏差。对于大多数没有报告这种偏差的机组人员来说，无法知道他们实际飞行轨道与预定轨道的距离。我对轰炸机密度不确定性的估值为 10。看起来，通过碰撞公式进行预测，几乎毫无价值。但是，作为一种设置碰撞率上限的方法，可以作为参考。如果我将公式中 3 个因素的不确定性都设为最大值，那每次飞行的碰撞损失率就为 1%。尽管这一数字高得令人难以接受，但仍低于 5% 的实际总体损失率。所以，即使我们把轰炸机密度调得尽可能高，碰撞也不是轰炸机损失的主要原因。

　　碰撞事件到底有多普遍？在德国上空发生致命空难的观察证据有很多，但并不可靠。机组人员经常报告看到类似碰撞的事件：首先是空中爆炸，然后两个燃烧的物体落到地面。机组人员倾向于相信他们看到了碰撞，但大多数可能只涉及单个轰炸机被防空炮弹或战斗机炮火击中，在解体时分裂成两半。

　　最终，我只找到了两个可信的证据来源：在英格兰上空相撞的轰炸机和在德国上空非致命性碰撞中受损的轰炸机。这两类事件的数量可靠，而且很少，我可以进行逐个调查。我记得最清楚的案例是，两架 “Mosquito” 轰炸机在慕尼黑上空发生的相撞。“Mosquito” 是一种轻型双座轰炸机，经常被用来进行小规模的军事打击，以迷惑德军，分散他们对大规模攻击的注意力。两架 “Mosquito” 轰炸机各自从英国飞往慕尼黑，然后在目标上空相撞，只造成了轻微损坏。很明显，这次碰撞不可能是正常操作的结果。“Mosquito” 轰炸机飞行速度快，机动性好，几乎从未被击落过，飞行员们往往都觉得自己 “刀枪不入”。我采访了两名飞行员之一的伊扎特（Izatt），当我向他询问有关慕尼黑行动的事情时，他承认，他和他的朋友正在享受围绕目标展开的混战，然后撞到了对方。所以，我把慕尼黑事件从我的调查清单上划掉了。这与重型轰炸机相撞的统计数字无关。

　　飞过德国上空的重型轰炸机之间还有 7 次真实的非致命性碰撞。

　　对于夜间在英格兰上空进行训练演习的轰炸机，我当时知道致命碰撞和非致命碰撞发生的次数。如今 60 多年过去了，我已经不能准确地回忆起它们，但我记得，致命碰撞与非致命碰撞的比率是 3:1。如果假设在德国和英国上空发生碰撞的存活几率相同，那计算在德国上空发生的致命碰撞的数量就很简单了。

　　但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假设，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一架在德国上空严重受损的轰炸机可能无法返回英国，而在英国上空受损的轰炸机却可以安全着陆；另一方面，在英格兰上空的机组人员可能会选择跳伞，让轰炸机坠毁，而飞在德国上空的机组人员有强烈的意愿把轰炸机开回英国。我没有办法把这些情况纳入计算。但是，由于这两种情况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我选择忽略了它们。

　　据估计，自大规模袭击开始以来，德国上空发生致命碰撞的次数是非致命碰撞次数的 3 倍，也就是 21 次。这些数字指向了在德国上空进行高密度轰炸的主要行动，大约有 6 万次的轰炸任务飞行。因此，在大约 6 万次飞行中因碰撞而被摧毁的轰炸机为 42 架，损失率为 0.07%。这是我能做出的最好的估计。虽然我无法计算出任何可靠的误差极限，但我确信偏差不会超过两倍。这与从理论公式中得出的准确率较低的估计一致，有力证实了斯米德的信念，即轰炸机发生碰撞的风险比被战斗机击落的风险要小。

　　图 | 10 岁的弗里曼·戴森。

　　在我到达 ORS 的一个星期后，轰炸机司令部再次对德国汉堡展开了袭击，这次发生在 7 月 27 日，大规模轰炸引发了一场火灾暴风（编者注：火灾暴风是大范围火灾本身所创造和维持的风力系统，其确定特征必须是火场周围所有方位都有着它自生成的暴风），摧毁了汉堡的中心地区，有近 4 万人丧生。整个二战期间，我们只引发了两次火灾暴风，一次在汉堡，另一次发生在 1945 年的德累斯顿，当时有 2.5 万到 6 万人丧生（这个数字仍然存在争议）。

　　德军有很好的防空洞和预警系统，并且严格按照命令行事，就算遭受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大规模袭击，也只会有几千人丧生。但是，一旦发生火灾暴风，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民众会在庇护所里因窒息而死亡，或者直接被烤死，死亡人数增加了 10 倍之多。每次轰炸机司令部攻击一座城市，我们都试图制造一场火灾暴风，但我们搞不懂为什么很少成功。可能只有同时满足 3 个条件时，火灾暴风才会发生：第一，目标地点的旧建筑物高度集中；第二，在目标中心区域遭受高密度的燃烧弹袭击；第三，大气不稳定。当这 3 个条件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时，火焰和风就会产生一场炽热的 “飓风”。

　　对汉堡的第 3 次突袭发生在 7 月 29 日晚上，然后是 8 月 2 日的第 4 次。轰炸机的损失逐渐增加，第 3 次攻击的损失率接近 4%，第 4 次的损失率略高于 4%。德军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对付 “WINDOW”。由于他们不能再用雷达追踪单架轰炸机，他们就引导战斗机进入轰炸机群，让他们寻找自己的目标。仅仅在一个月之内，损失率就达到了 5%，“WINDOW” 失效了。

　　斯米德交给我的另一项任务是，利用来自所有行动的证据，创造多种方法来评估各种对策的有效性。

　　我研究的第一个对策是 “MONICA”。“MONICA” 是一个安装在轰炸机尾端的预警雷达，当一架轰炸机被另一架飞机尾随距离过近时，它会通过对讲机发出尖锐的声音，随着轰炸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声音频率越来越快。但机组人员并不喜欢 “MONICA”，因为它过于敏感，发出了很多错误的警报。机组人员为了保证他们之间的交流不会被打断，通常会把 “MONICA” 关掉。

　　我的工作是从很多行动的结果中观察 “MONICA” 是否真正拯救了生命。换句话说，我要比较使用 “MONICA” 和不使用 “MONICA” 的轰炸机的损失率。这很困难，因为 “MONICA” 在各中队内分配不均。轰炸机司令部优先将 “MONICA” 装配给了哈利法克斯（Halifaxes）轰炸机，这是英国两种主要重型轰炸机之一，它通常有较高的损失率，而有较低损失率的兰开斯特轰炸机，则装配得较少。此外，哈利法克斯主要用于危险性较小的行动中，而兰开斯特则被派往到危险性较大的行动中。为利用哈利法克斯和兰开斯特在各种行动中损失的所有证据，我发明了一种后来被流行病学家采纳并改造的方法，我将其命名为 “元分析（meta-analysis）”，就像从许多临床试验中收集证据来判断一种药物的有效性那样，我从多次轰炸行动中收集证据，来判断 “MONICA” 的有效性。

　　元分析方法如下：首先，我按照不同行动和轰炸机类型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细分。例如，一种是 “3 月 5 日轰炸不来梅的哈利法克斯”，另一种是 “12 月 2 日轰炸柏林的兰开斯特”。在每个细分中，我把有无 “MONICA” 的轰炸机数量和有无 “MONICA” 的失事轰炸机数量统计成表。我还列出了如果预警系统无效，装有 “MONICA” 的轰炸机预计会损失的数量，以及这一数字的统计方差。所以，每个细分内都有两个数值：装有 “MONICA” 的轰炸机实际与预期损失的差值，以及差值的方差。假设轰炸机损失在每个细分内的分布都毫不相关。我就可以简单地分别对所有细分对应的这两个数值求和。结果是，装有 “MONICA” 轰炸机实际与预期损失差值的总和以及方差的总和，不受各个细分下装有 “MONICA” 轰炸机的不同分数的影响。这是一个针对有效性的敏感测试，充分利用了所有可用的信息。如果实际与预期损失差值的总数为负数，就代表 MONICA 有效。但如果这一数字为正，且小于总方差的平方根。那么，从统计学上来讲，“MONICA” 就毫无价值，机组人员关掉它的决定就很正确。

　　后来，我用同样的方法分析实战经验是否可以帮助机组人员在空战中生存下来。轰炸机司令部告诉机组人员，他们的生存机会将会随着经验的增加而增加，机组人员也深信不疑。他们被告知，在你完成了最初的几次行动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在当时，这一想法对提升空军士气很重要，因为只有 25% 的机组人员可以在完成 30 次飞行任务后还能幸存。我把每次行动中有经验的和没有经验的人员进行了细分，并做了分析，再一次，结果清晰可见：机组人员的丰富经验没有降低轰炸机的损失率。无论造成轰炸机损失的原因是什么，新手和专家都没有逃脱厄运。这与官方的说辞相矛盾，但轰炸机指挥部从未接受这一结果。

　　我责怪 ORS，尤其责怪我自己，我们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这个结果。证据表明，造成轰炸机损失的主要原因是一次根本逃不掉的攻击，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机组人员，也根本没有机会逃跑，没有机会保护自己。如果我们更认真地对待这些证据，我们或许就能及时发现 “Schrge Musik”，从而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斯米德和我一致认为，可以从每架轰炸机上拆除两座炮塔及其所有相关硬件，并将每架轰炸机的机组人员从 7 人减少到 5 人，从而大大减少损失。这种炮塔的气动阻力和重量都很大，减少炮塔的轰炸机能以每小时 50 英里的速度飞行，在德国上空停留的时间也会少得多。“经验不能减少损失” 的事实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即炮塔没有用处。炮塔并没有拯救轰炸机，因为炮手很少能看到击毁他们的战斗机。但是我们关于拆除炮塔的建议有悖于 “英勇的炮手保护了他们的同伴” 的官方神话。ORS 的负责人巴兹尔·迪金斯（Basil Dickins）从来没有认真地与哈里斯谈过这件事，如果他做了，也许成千上万的机组人员就不会死去。

　　斯米德最喜欢的工作就是与那些被德国击落、幸存下来、逃回英国的机组人员聊天。在所有被击落轰炸机的飞行员中，只有大约 1% 回来了。每个星期，斯米德都会去伦敦与这样的一两个人交谈。有时他也会带我一起去。我们不会问他们怎么回到了英国，但他们有时会给我们讲一些精彩的故事。我们会问他们有关轰炸机如何被击落的问题，但他们对此却知之甚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说，他们没有看到战斗机，也没有收到任何袭击警告，但突然就传来一阵炮火，飞机就被摧毁了。再一次，我们错过了一个可能会引导我们发现 “Schrge Musik” 的重要线索。

　　1943 年 11 月 18 日，阿瑟·哈里斯爵士发动了柏林战役。这是他最后可以证明 “利用战略轰炸可以赢得战争” 的机会。他宣称柏林战役将使德国退出战争。这一年的 11 月，哈里斯的轰炸机部队已准备好完成他们的使命：摧毁柏林，粉碎希特勒政府。就像 7 月 24 日第一次进攻汉堡那样，柏林战役有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用 444 架轰炸机袭击了柏林，只损失了 9 架。我们的损失很小，不是因为使用了 “WINDOW”，而是因为运用了聪明的战术。当晚有两支轰炸机部队出动，一支前往柏林，另一支前往曼海姆。感到困惑的德军指挥官将大部分战斗机派往了曼海姆。

　　图 | 飞在柏林上空的轰炸机。

　　在对柏林的第一次袭击之后，哈里斯爵士又下令发动了 15 次更加猛烈的袭击，他希望像摧毁汉堡那样彻底摧毁柏林这座城市，从 1943 年的冬天到 1944 年，轰炸机不停地轰炸柏林。那年冬天的天气比往年糟糕很多，连续几个星期柏林上空都乌云密布。我们的侦察机拍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照片。随着进攻的不断持续，德军的防御越来越强大，我们的损失也越来越大。3 月 24 日，在对柏林的最后一次进攻中，我们损失了 791 架轰炸机中的 72 架，损失率高达 9%，哈里斯爵士承认了此次行动的失败。这场战役使我们损失了 492 架轰炸机和 3000 多名机组人员。尽管如此，柏林的工业生产仍在继续，政府的运作也从未受到过严重干扰。

　　为什么德国能赢得柏林战役的胜利？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这座城市比汉堡更加现代化，建筑密度更小，城市面积和伦敦一样大，但只有伦敦一半的人口，因而没有发生火灾暴风。其次，沿同一航线的反复攻击，使得德国战斗机能够更早地找到轰炸机，更有效地击落轰炸机。

　　在最后一次进攻柏林的一个星期之后，我们遭受了一次更为惨重的失败。我们用 795 架轰炸机袭击了纽伦堡，损失了 94 架轰炸机，损失率接近 12%。当时每个人都很清楚，轰炸机司令部无法继续承受这种损失。哈里斯爵士不情愿地放弃了靠他独自赢得战争的梦想。轰炸机司令部不再深入德国，1944 年整个夏天，都在为进入法国的盟军提供战术支持。

　　20 世纪的历史一再证明，只靠战略轰炸并不能赢得战争。如果英国在 1936 年就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建造舰艇而不是轰炸机上，可能会在 1943 年而不是 1944 年进入法国，欧洲战争可能会在 1944 年而不是 1945 年就可以结束。

　　塞巴斯蒂安·皮斯（Sebastian Pease）是 ORS 青年学生组的一员，他的朋友们都叫他巴斯（Bas）。他仅仅比我早 6 个月加入 ORS，但当我到那里时，他已经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他是唯一一个真正在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的人：帮助赢得战争。而我们其余的人都沮丧而痛苦地坐在指挥部，因为我们的轰炸机和机组人员损失巨大，我们无法提供太多的帮助。轰炸机司令部不喜欢平民在作战中队周围走来走去搜集情报，我们大多被限制在司令部阴暗的办公室里。但巴斯不一样，他大部分时间都和空军中队在一起，偶尔才回到指挥部。50 年后，当他访问普林斯顿大学时，告诉了我他当时一直在做什么。

　　为什么巴斯能从指挥部 “逃” 出来？因为他是一个精确导航系统 “G-H” 的专家。由于需要与地面站进行双向通信，只有少数轰炸机配备了 G-H。这些轰炸机属于两个特别的中队，218 中队是其中之一。司令部在重型轰炸机斯特林（Stirlings）上配备了 G-H 系统，斯特林轰炸机缓慢且笨重，当时即将被更小、更灵活的兰开斯特轰炸机取代。他们不会与司令部其他机组人员一起参加大规模的轰炸行动，而会进行小型而精确的行动，他们的损失很小。巴斯在 218 中队完成了很多工作，他确信使用 G-H 系统的机组人员知道如何使用他们的设备完成精准轰炸。正如我们过去常说的那样，他打了一场 “精彩的战争”。而我们其他人，却正在打一场恶战。

　　1944 年初，218 中队停止了轰炸行动，开始为一个名为 “GLIMMER” 的高度机密的行动进行训练，这个行动由巴斯协助策划，其目的是转移德国人对英美等盟军舰队的注意力，当时盟军舰队计划在 6 月登陆法国。这次行动在 6 月份的 5 日和 6 日晚上进行。轰炸机低空盘旋，在英吉利海峡上空时投放的 “WINDOW” 成功干扰了德军的雷达，让德军认为，轰炸机与下面携带特殊设计雷达应答器的船只似乎就是一支舰队。当真正的舰队向诺曼底进发时，由 G-H 轰炸机伪装的舰队正向东边 200 英里的加来海峡移动。这个诡计成功了，驻扎在加来海峡的德军没能及时赶到诺曼底阻止盟军登陆。

　　图 | 1944 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来源：维基百科）

　　在巴斯训练机组人员时，他没有对他在 ORS 的任何一个朋友说过这件事。我们只知道他在空军中队里做一些有用的事情。甚至直到 “GLIMMER” 行动结束，诺曼底登陆成功之后，巴斯也从未公开提起过这件事。我的老板斯米德是一个相当有智慧的人。有一天在轰炸机司令部，他说：“在这个行业，你有一个选择。你要么完成某件事，要么你获得了荣誉，但不能两者兼得。” 巴斯的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完成了一些事情。在他晚年时，他成为了著名的等离子体物理学家，并主持了欧盟重要的核聚变项目 — — 欧洲联合环形加速器。

　　有一次，我为轰炸机司令部做了一些实际上有用的事情，那是在 1944 年的春天，斯米德派我去精确测量夜空的亮度，算出它与测量时间、角度和高度的函数关系。我们的航线规划人员将使用这些测量数据，最大程度地减少轰炸机暴露在夏季暮色中的几率。

　　我在什罗普郡肖伯里村的一个机场和飞行员驾驶着一架没有加热和加压系统的老式哈德逊（Hudson）飞机，整整飞了几个晚上。当飞行员在规定的航线上以不同的高度来回飞行时，我透过机窗用一个过时的光度计测量天空的亮度，从日落后不久开始，直到太阳在地平线以下 18 度时才结束。

　　战后，斯米德曾为英国政府解决道路交通问题，随后在伦敦大学学院任教，在那里，他是第一位研究交通问题的教授。他将运筹学方法用于解决世界各地的交通问题，并设计了用来优化城市交通流量的智能交通灯控制系统。

　　战争的最后一年，整个 ORS 都十分平静。我们知道战争即将结束，不管有没有我们的帮助，轰炸机司令部都能做得很好。1944 年的秋天，当德国人被赶出法国时，我们的轰炸机终于有可能对德国炼油厂和合成油生产厂进行精准且具有毁灭性的夜间袭击。在战争的最后一个冬天，德国陆军和空军的石油补给已经出现短缺。轰炸机司令部用实际行动帮助了从东西两面进入德国的盟军。

　　与此同时，哈里斯爵士继续下令对德国城市进行全力进攻，其中包括在 1945 年 2 月 13 日晚上对德累斯顿的攻击。这引发了一场火灾暴风，造成了大量平民的死亡。对此，一些英国人开始质疑在战争即将结束时继续大规模杀伤平民这一做法的道德性。我们中的一些人也对哈里斯爵士的无情与残暴感到厌恶。但不久，这种厌恶情绪慢慢消散了。当时的英国人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给其他国家带来的痛苦和破坏仍记忆犹新，德国平民从未在自己的家园内遭受战争的恐怖。之所以大多数英国人支持哈里斯爵士对德国城市的无情轰炸，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军事行动，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应该给德国平民一个很好的教训。那一次，德国平民终于感受到了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痛苦。

　　图 | 1945 年，被轰炸后的德累斯顿。（来源：维基百科）

　　我清楚地记得，在听到德累斯顿攻击的结果后，我和一位高级空军军官的妻子就继续轰炸城市的道德问题争论不休。她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女人，在 ORS 内做兼职。我问她是否真的认为在战争后期大量杀伤德国妇女和婴儿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她回答说：“哦，是的。尤其是杀死婴儿。我想到的不是这场战争，而是 20 年后的下一场战争。当下一次德国人发动战争，我们不得不与他们作战时，那些婴儿将成为新的士兵。” 在与德国人战斗了 10 年之后，我们几乎变得如哈里斯爵士一样血腥。

　　在 1945 年 4 月底，我们终于等到了停止继续进攻的命令，之后，我们又接到了另一个命令：在轰炸机的炸弹舱内装满食品包裹，将其运往饥饿的荷兰平民手中。我看到士兵们高高兴兴地开始了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任务——不是去杀人，而是去喂饱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