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陈胜吴广起义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服徭役的时间，按律例要被斩首，因此选择了起义反秦。不过有很多朋友纳闷儿，他们为什么要选择风险如此之大的谋反，而不逃跑呢？

　　毕竟古代没有身份证也没有监控设备，抓人也只是凭借一张通缉令，逃跑应该很容易吧？

　　其实您别不信，

　　倘若他们选择逃跑的话，还真的逃不了！

　　古代官兵抓犯人靠什么？又没个照片又没个监控的，难道靠通缉令吗？是的，通缉令非常有效，但画得像不像没有关系。因为古代通缉令抓捕犯人靠的是完备的制度，这一制度直到今天还在延续，如今我国还在使用。

　　这项制度就是户籍制度，一个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商代的制度。

　　中国是一个注重家庭的国家，这不仅取决于农耕文明的特点，还和中国的哲学思想有关。中国从商代开始就特别重视祭祀，这一点在龙山废墟大量发掘的甲骨文中得到了验证。

　　商代的祭祀还仅仅是祭祀天地鬼神，到了西周时期，则注重祭祀祖先，西周的青铜器详细地记录了周武王伐纣之后祭祀祖先的字句。祖先崇拜正是中国宗法制度的开端，也是中国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重要基础。

　　《礼记》记载了“司民”这一专门管理户籍的官员，并且还衍生出了大规模的人口普查活动。

　　春秋战国时期的户籍制度就相当完善了，秦国的商鞅首先发明了古代的“身份证”，上面完备的记述了个人的性别、籍贯、生辰、职业乃至具体的居住场所，所谓落叶归根的传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完备的户籍制度使得官兵抓人并不要了解犯人的具体长相，只要查清楚这个人的户籍就好了，将户籍信息和长相的大体特征卸载通缉令上，基本上就十拿九稳。

　　那犯人不会跑吗？会跑，但是逃脱的几率非常之小。古代的村落大都是以宗族为基础形成的，即便是大都会也会给每一个地区划分相应的行政区。在同一行政区内的人，几乎都彼此熟悉，犯人要逃脱出去相当困难。

　　古代的人出行能力弱，活动范围相当小，除了极个别人外，绝大多数人一生都在固定的区域内活动，重复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即便是在大都会生活的人，也不可能随意更改自己的住所，住所固定很难逃窜出来。

　　要是犯人在外地犯案呢？那他逃回原籍行不行？古代有着严格的保甲制度，出门在外的人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明到当地的乡村一级机构去登记，否则会遭到驱逐甚至是上报官府。古代人的活动范围注定了他们是个熟人社会，人口没有太大的流动性，任何的陌生面孔都会引起人们的警惕。

　　而且古代户籍审查相当严格，自魏晋南北朝开始，户籍制度就成为了国家稳定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几乎不可能有漏网之鱼，没有户籍的人寸步难行。

　　那犯人去亲戚家避难总可以了吧，大家帮忙掩护，总可以躲避官府的盘问吧？

　　非也，自秦朝开始，古代就有了非常残酷的连坐制度，包庇犯人的人和犯人是同样的罪过，而且不论男女老少，见者有份。这一严苛的刑罚同样是来自商鞅，他首创的连坐制度使得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冒险去收留犯人，即便是自己的爹娘也没有办法徇私。犯人在逃亡的途中几乎没有落脚点，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逃入深山老林也是不可靠的。

　　那出家当和尚总可以吧？做一个看破红尘的僧侣。

　　答案还是不行。且不说僧侣内部的严格审核条件，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僧侣要收徒弟也必须经过官方部门，只有发放过度牒的才算出家人，否则就是流民，会遭到驱逐甚至是上报。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古代对重要的犯人有着丰厚的悬赏金，有很多人以此为业。逃犯在流亡的途中难免露出蛛丝马迹，而这些赏金猎人都是经验丰富的侦探，基本上被盯上就跑不掉。

　　在古代严格的户籍制度、宗法制度、行政区域划分、熟人社会和赏金制度之下，一个犯了大错的人一旦遭到了官府的通缉，是非常难逃脱的。而户籍制度作为宗法制度的产物，不仅给古代的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现代的我们所沿用。

　　这一制度让犯罪之人无处可逃，并且可以实时掌握社会的动向，是我国文化背景下的独特产物，也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在户籍制度下，官府几乎掌握了所有民众的全部信息，只要他想抓你，你是没有办法逃窜的，千万不要被电视剧误导了，以为乔装打扮一下就能蒙混过关，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并且古装剧那些侠客仗剑走天下的情景在真实的古代几乎很少。

　　因此，在“熟人社会”以及“户籍制度”的相互作用下，古代的逃犯只要被张贴通缉令，基本都是逃无可逃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逃犯是一抓一个准儿，比现在科技社会的准确率还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