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成都的乐队秘密行动不只一次地表示，“New Order是最初启发我们玩乐队的人。”如今，他们作为嘉宾参与了New Order的欧洲巡演——这像是一场隆重的加冕仪式。它意味着80年代曼切斯特精神的再延续，而传承者来自中国。
柏林苍穹下，Tempodrom的尖顶直冲向夜空。步入场馆中心，原本空旷的空间已被复杂的舞台设备重新定义区隔。观众站在舞台灯光之外，黑暗之中不跳跃也不涌动。只偶尔跟着台上的暖场乐队轻轻晃动身体。
说不清是连日折磨人的牙疼还是台下观众的反应更令人忐忑。秘密行动乐队的主唱梁艺突然疑惑：“是不是我们演得不够好？”甚至有些沮丧——自己没能像前几场演出一样征服观众。
时值2019年10月7日——成都乐队秘密行动与传奇乐队New Order的巡演路程已经过半。从布拉格、慕尼黑到柏林，跨过欧洲五个国家，在六个城市为New Order担任巡演嘉宾。慕尼黑站后，两支乐队马不停蹄奔向下一站。身后是慕尼黑媒体毫不吝啬的赞叹：“从没有哪支新乐队像秘密行动这样，第一次在一个新的国家演出，就达到如此好的效果。”哪怕在偶像New Order气势磅礴的现场前，他们依旧完整且完善地表达了自己。
来自成都的乐队秘密行动
而这一切正在接受着柏林观众的审视。秘密行动表演了新专辑Fragment（东方碎片）中的那首Why We Choose to Die in Berlin，比其他时候都更应景些。仿佛回到2018年1月，成员们每天在柏林丈量住处至录音室两点一线的距离，在歌词中写下“柏林精神”这样的形容，却并不指向柏林著名的地下文化图景。他们试图抓住东方与西方两台不同机器的运转逻辑。
全场演出结束，六人窝在休息室里讨论今天有哪些失误，“存在哪些根本的问题，以后要怎么解决”。例行走到周边售卖区域，却忽地被乐迷团团围住，带来的CD、黑胶瞬间被抢购一空，场面一度混乱。
直到此时，他们才从“柏林乐迷太难征服”的沮丧中回过神来。柏林人与这座城市气质极其贴合，连表达喜爱的方式都内敛。
作为秘密行动海外的经纪人以及New Order的多年好友，Mark Reeder大概会对这一幕感受更加深刻。年轻时候，他一手促成了Joy Divison（New Order前身）的第一次柏林演出。如今年逾花甲，他带着这支成都乐队和他们的“东方碎片”，与早已成为传奇的New Order一起在他熟悉的领地巡演——见证年轻的中国乐队在另一种文化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秘密行动贝斯手 小伍
从2019年6月New Order宣布秘密行动作为他们演出嘉宾，这支来自成都的乐队接收到来自全世界的关注。即使他们并不愿意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来定义新与旧，东与西，当他们的音乐在欧洲大陆上响起，面对截然不同的文化、陌生的语言和新面孔，他们欣然接受了无法被轻易言说，却真实存在于自身的东方气质。
“作为音乐人，我们想把自己最好的音乐展示给从来没听过我们的欧洲观众。欧洲观众本来就是在摇滚音乐、电子音乐的浪潮里面长大的，而我们自己小时候并没有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很了解这些音乐。如果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我会很高兴。”
但回到音乐和演出本身，秘密行动又清楚地知道，这种认可与那些更宏大的词无关——无论是 “东方”还是“文化”。
“走了这一趟巡演我们意识到，你是哪儿的人，说什么样的语言，真的太不重要了。”主唱梁艺如是说。
重要的是什么呢？
大约是：“我现在比较相信自己。”
从巴黎坐长途汽车到布拉格，与New Order会合，随即开始为期半个月的巡演。刚刚落定，Mark将秘密行动正式介绍给了New Order的主唱Bernard Sumner。秋日里，一行人在布拉格市内进行了小小的观光。途中，Bernard和他们讲起自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中国的趣事。梁艺则告诉Bernard中国现在的样子。
牙疼一直在困扰着梁艺。比牙疼更牵动神经的是，即将与这支从小就一直听闻的顶级乐队开启的演出之旅。
2018年，传奇制作人Mark Reeder担纲制作的Fragment问世。为此，Mark特意重启了自己的厂牌MSF，为秘密行动在国外发行唱片。越发成熟的秘密行动将这张专辑投向乐迷，立即收到了热烈反馈。几乎在同时，Mark Reeder和Bernard在波兰旅行时将秘密行动的音乐介绍给New Order。音乐之中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让New Order决定邀请这支成都乐队作为嘉宾，加入到New Order森严的巡演系统。
传奇乐队New Order
New Order和秘密行动一样紧张。即使已经成名近四十年，这是New Order第一次在布拉格演出。捷克观众究竟会给予怎样的反馈，两支乐队都无法预料。
而秘密行动首先面对的是New Order严谨而精确的时间表。每一个环节都严丝合缝。这种预期，在他们抵达之前就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所有的设备和配件都准备了两份。国内没有准备齐全的，到了首站布拉格也即刻备齐。
秘密行动租了两辆大汽车，将所有东西都塞进去。而一与New Order团队碰面，他们的所有设备就被New Order的工作人员接管。停在秘密行动大巴旁边的是三辆更加高大的大卡车，里面装满了这次巡演所需的全部舞台搭建材料和演出设备，足够原地搭建一个专业的音乐节舞台。这样的专业度，让所有人都鼓足精神，“不让自己成为巡演的麻烦”。
New Order键盘手 Gilian Gilbert
掐头去尾，暖场表演时间在三十五分钟。结束之后，必须在十五分钟内将舞台上属于秘密行动的设备腾空，再由New Order的工作人员上台进行复杂而严谨的准备与调试。无论是表演时间还是上下场，都如齿轮般丝丝入扣。
好在观众被秘密行动营造的音乐氛围笼罩，秘密行动又在六分钟内就完成了所有撤场。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整场演出结束，New Order对他们说，下一场，秘密行动可以再多演一首歌。
“每一场我都会看社交网络的乐迷反馈。很显然，我们演奏的是西方音乐，但是他们还是会觉得很东方。”显然这与梁艺之前想的不谋而合。年少时对“像”某个乐队的执念求而不得，并非仅仅源于技术上的差距。“我们不是他们，我们是从另外一个环境成长起来的，我们做他们那样的音乐做不出来，他们做我们这样的东西也做不出来。”
秘密行动不再抗拒这种从根源散发出来的特质。成为不了Kraftwerk、Radiohead、the Chemical Brothers，那就成为自己。
秘密行动主唱 梁艺
在音乐之中，东方与西方的藩篱也并没有那么重要。有乐迷看完慕尼黑演出后，赶到柏林，专程参加他们之后在小场livehouse做的专场演出。那一首Why We Choose To Die in Berlin，也点燃了诸多欧洲乐迷好奇。每场签售，都有人询问那首“写柏林的歌”究竟收录在哪张专辑里。他们透过音乐来了解这些中国年轻人眼中的欧洲。原本担心自己的表达会不达其意，但秘密行动渐渐发现，他们观察柏林的视角，也成为柏林的一种解释，被另一种文化之下的人们理解并接受。
秘密行动称自己的音乐为东方视角，西方表达。东方与西方这样有些古老甚至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逐渐模糊界限。在Fragment发布之前，乐队和Mark就如何给专辑定名的事情发生过激烈的争论。Mark希望这张专辑可以叫做From China，乐队英文名Stolen和专辑名称相连，仿佛从中国偷取的音乐灵光。
“我们会疑虑用China这个概念是不是太大了。我们是在东方文化中营造出来的一小部分，受到环境影响，但包含自己的部分。所以我们叫它碎片。”
到了今天，梁艺其实不再抗拒使用“China”所指向的含义，对于乐队的“大与小”，终于保持一份难得的轻松。而这个未能成真的专辑名，也不再有机会出现在他们的候选里。因为他们已在这一场场严谨的演出里让自己被看见。
“我们想做一张Massive Attack（素有Trip-Hop Gods之美誉的乐队）那样的专辑！”车从双流机场驶向成都市区，第一次与Mark见面，秘密行动向这位传奇制作人讲述自己对新专辑的期望。
那是2017年4月。Mark Reeder应邀来到成都，展映纪录片《B级片：西柏林的欲望与声音》。出发之前，电音厂牌骑鼓唱片的创始人倪兵向他推荐了一个名叫秘密行动的成都乐队的demo。Mark 决定借此机会与这支年轻乐队见一见。那个时候，秘密行动已凭借2015年的专辑Loop崭露头角，与声音玩具、New Noise、说唱会馆、小酒馆一起，成为成都音乐场景的新名片。
秘密行动主唱 梁艺（左）
秘密行动海外经纪人 Mark Reeder（右）
Mark Reeder并不知道自己应该期待什么样的声音。直到站在成都的三圣乡，他听到了和其他中国乐队完全不一样的另一面“中国”，“不仅在他们创作的音乐中，也在他们的自我表达”。但秘密行动的音乐和人，让他觉得有新的东西在发生，而不是某一种翻版。“如果（我和秘密行动的）化学反应不起作用，那说什么也无济于事。
”而在成都的日子里，Mark很快融入这座城市，吃辣，去保利楼上的TAG蹦迪。“它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的曼彻斯特，一个远离首都的城市，但却因富有创造力和有趣的人而蓬勃发展。”秘密行动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地上成长起来。
“我刚开始做乐队的时候，其实就是学校演出需要。当时谁也不认识，就看着有两个人面熟，就拉来组乐队。”梁艺换了四川话，聊起乐队的缘起，也自然了很多。在结束了欧洲演出之后，秘密行动马不停蹄赶回国内，只稍作了休整，就加入到音乐节的演出。
秘密行动吉他手 方德
音乐节开始前，我和梁艺在上海迪士尼附近相约聊天。奔波的痕迹嵌在言语里，但乐队整肃完，立即做好了再度演出的准备。
2010发行的demo《给自己耳朵一次机会》早已从网络上销声匿迹。他们曾带着这些虽然稚嫩，却已“经过理性思考”的歌曲，登上了成都著名livehouse小酒馆的舞台，为羽果乐队做暖场演出。带着这些歌曲，秘密行动在迷笛全国校园大赛中逐渐崭露头角。这张带着学生时代烙印的作品，以流行摇滚为贯穿，泄露了乐手们幼年喜欢朋克音乐的痕迹。
两年后，他们开始逐渐在音乐里加入电子音乐的元素，便头也不回地挨个儿从网上撤掉了这些歌。因为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有点瓜”。
秘密行动贝斯手 小伍
也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认识了在四川音乐学院外开水吧的VJ Formol。成员们在奇奇怪怪的饮料里听奇奇怪怪的音乐，与这位奇奇怪怪的老外成为朋友，在还不清楚VJ具体能做什么的时候，接收Formol做秘密行动的第六位成员。
一开始，梁艺对Formol的作品并不总是百分百满意。那种“手作”的质感，与他期待的编程的精准，抑或声势浩大的“炸裂”大相径庭。对比成员们“砸锅卖铁”去香港看到Kraftwerk的演出，总觉得那种高度精确和宏大才是自己想要的。”
甚至Loop出版发行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不太喜欢这张饱受好评的首专，登台尽量演最新的创作，毫不考虑乐迷是不是冲着那些默默被挤出曲目单的歌儿来的。“太清楚哪些地方当时太用力但其实差一点，哪些地方当时编得很吃力很勉强，只是搪塞过去的。这种力所不能及的地方越多，你对自己就越没有自信。”
秘密行动VJ Formol（左）
秘密行动键盘手 段轩（右）
很久之后，梁艺才敢相信，第一次看完排练，Mark对他们的赞赏和支持，并不是出于客套和礼貌。“Mark一直说，我们是他见过的最特别的乐队。告诉我们不需要像别人。
Mark读到梁艺的歌词，说在他看来，这就是诗。“你写一个东西，你想去哪儿，是严肃的、激情的、愤怒的，其实我都能感觉到。它们都是准确的。只是它们需要再雕琢一下，再改一下。”
认识Mark之后，梁艺渐渐坦然接受自己和乐队本来的样子。他们不需要去成为九寸钉、Kraftwerk或者其他人。“Mark的这种做事方式真的让我去想‘我’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底是不是应该正视自己，是不是应该欣赏自己。”
“以前我不喜欢自己的作品，因为它不像那种很完美的作品。但现在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我，它和那些我希望像的乐队都不一样。”包括Formol那些并不“精准”或者“精致”的影像，都不是为了向外去与其他乐队类似，而是转身向内，找到一种“独一无二”。
秘密行动鼓手 袁雨丰
从机场前往成都市区的路上，Mark Reeder对那个“大举进攻”式的期望不置可否，“我不知道他做不做得到，或许他做得到，但可能做不到。因为我只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那张像Massive Attack质感的专辑最终没有问世。最终掉落的是Fragment这一片东方碎片。
“年轻的时候，我总在电台广播里听到那些甜腻俗气的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有时候甚至觉得有些恶心。”
New Order主唱Bernard Sumner 起身倒了杯水，又缓缓坐回沙发里。谨慎感与在舞台上如出一辙，参杂些许松弛——轻轻靠上沙发背。
接着追溯到一切故事的开始，到Joy Division火热之初和New Order成立之前，“那些东西都不是年轻人爱听的，不过是他们觉得年轻人应该听的而已。所以我们决定要创作自己真正喜欢的音乐。如果不让我们自己创作这些，那是极其不公平的。”
New Order主唱、吉他手 Bernard Sumner
多年之后的2018，当New Order和好友Mark Reeder踏上为期一周的波兰“历史之旅”，听到Mark播放起正在制作的新音乐，Bernard感到久违的欣喜。“第一次听到秘密行动的音乐很美好，才华横溢。而他们还这样年轻。现在的流行音乐就像是快餐，大家总听到快餐式的东西。这些并不那么主流的音乐，让我感觉很有意思。”
“我很想为他们提供一个平台，不仅是让秘密行动，还是让其他年轻的音乐人，都有机会迈出他们真正意义上的一步。”Bernard将New Order如今的影响力，视为那个可以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的“电台”。将那些能让他“哭泣、感动，或者是跟着跳起舞来”的音乐放进去，再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回响。
New Order吉他手 Phil Cunningham
无论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乐队，还是像New Order这样的业界传奇，创作都绝非易事。“做出好音乐，真的需要你付出极大的努力。做一张唱片的难度不亚于造一辆车，车里的每一个零件都得要你自己动手。”但音乐所带来抽象却深切的感受，却无法通过更具象的言语来具体描述。我们能做的，就是将自己放空，敞开，到音乐之中去。
站在后台，随时观察所有细节，等待着秘密行动演出结束，进入New Order的时间，乐队成员和工作人员一起启动，一切严格按照自己所制定的运转方式高速运行。Bernard分身乏术，不曾完整地看到年轻人们在异国他乡的聚光灯下紧张演出的模样。但当音乐停息，舞台下方传来欢呼、尖叫和掌声，透过层层舞台装置传到后台，Bernard内心深知，New Order开启的音乐电台，正带着秘密行动的音乐，抵达更多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