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张家口有许多戏园子（现称剧场）。正如人们所说的“大境门，大清河，店铺商号戏园子多。” 张家口旧称张垣，也称东口。西口包头、呼市，也是晋剧的兴盛之地。从明朝中期晋商兴起，张家口逐步成为对内蒙、俄国的通商要地，中国北方著名的旱码头。山西到处琉璃瓦遍地是黄金，无疑离不开张家口这个重要的商埠基地。张家口不仅造就了山西诸多的富贾，其财富享誉天朝的同时，也促进了中路梆子在张家口的发展与扎根。
张家口的上下两堡十里长街遍布茶庄、票庄、钱庄、布庄各种商铺，大多都是山西商人所开，而山西商人以祁太平榆次人最多。如榆次知名的晋商大户：聂店村的王家、车辋村的常家、北胡乔村的史家、永康村的许家、北田村的侯家、王村的郝家、东阳村的秦毕赵三大姓、大张义村的宋家、小东关村的赵家、小寨村的赵家、龙白村的康家、永康村的许家、使赵村的阎家、秋村的尤家、东长凝村的李家、西长凝村的范家、壁达村的武彪财主、要村的王家、韩家、王寨村的王家、东墕村的王家、庄窝村的麻家等，一些小户在张家口做生意者就更多了。
由于张家口是晋商集聚居地，山西商人故乡情较浓，因条件的容许，为了一解思乡之情，把内地的中路梆子演员（晋剧）带到张家口，以闹票儿的形式取乐，直至引发了晋商大户把整个戏班带到了张家口，或在张家口就地承班。所以说，张家口有了山西商人，才有了中路梆子。中路梆子在张家口的影响，当地一些有钱人，看到了办戏班的前景，也纷纷承班，使中路梆子在张家口不仅扎根，也扩大了中路梆子在张家口的发展，使内地的知名演员纷纷投奔张家口，因此中路梆子（晋剧）成了张家口的第二故乡。旧社会，外出求生的山西人走西口，而戏剧界的艺人大多走东口（张家口），也有去呼市、包头的艺人，但与张家口比较而言就少得多了。据张家口的一些史料记载，清末民国年间演出的剧社场，上堡的“大新园”、下堡的“小新园”、下堡南门的“旧园”(十三旦所建)、“河东剧场”、“上堡剧场”、“庆丰剧场”、 “庆泉”、“庆乐”等。
山西商人喜好门面讲派场，来体现自己的财力势大，商铺开张、婚丧嫁娶，一些重大的传统节日，都要请戏班来撑门面。由于张家口艺人谋生的条件较好其他地方，也是中路梆子（晋剧）在张家口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清徐县人赵步桥的十股班在张家口颇有影响，戏班中榆次人之多。赵步桥年轻时在张垣演戏，“同德”戏园就是他和票友集资盖起来的。后来赵步桥投靠日军当了汉奸，欺压艺人，毒害人民，无恶不作，解放后被处决。赵步桥文艺界称戏霸，依仗权势，把好多名演员霸到他的班里。所以“同德”的阵容很强大，集聚了好多名艺人，各个行当都是双梁双柱。须生十二红（刘宝山）、须生懿莲春（乔玉仙）、须生一千红（王喜云）；榆次郭家堡村郭兰英（青衣）、榆次小张义村牛桂英（青衣）、榆次东长寿村高瑞霖（鼓师）、水上漂（王玉山）、榆次郭家堡村文武小生郭凤英（十一生）、筱桂芳（文武小生）、榆次马村黑肖亮（彦章黑）、王正魁（花脸）、侯胜忠（花脸）郭美英（花旦）、王巧云（花旦）、刘玉婵（花旦）、白翠香（刀马）、彩旦白牡丹（钱寿山）、金金奎（丑）、斜眼丑、十八红、关德禄、刘彩凤、白翠香、 冀魁、郝其昌、榆次南关黑王富满、筱玉凤、筱桂桃、五月鲜刘明山、刘玉山（小旦）、刘艳芳（正旦）、李玉环（须生、后落户榆次）、九岁红、老毛毛旦、榆次北田旦王增山、榆次城内人十八红（马万金）、武生禝万春和乔玉仙的爱人禝万山、大二花脸王正魁（又名水泉）、桑志强（刀马旦）、凤凰旦、任翠凤（小十三旦、平遥香乐村人）、小旦李金花、武生夏春驹、魏芝喜（丑）、刘志强。其中王富满带着他的弟子，杨胜鹏、杨胜林、侯胜忠，都是唱花脸的。唱京戏的有个白俊英，须生花脸都唱。筱月来（小生）、筱月楼（刀马旦）、王胜楼（老生）、原唱京戏的小旦刘芬霞、榆次董凤来的娃娃刘彩凤（正旦）、白翠香（举碗丁）、弟弟旦、小二八黑四锁、小盖天红刘子华（平定茧石村人）等。
张家口是一个货物集聚疏散地，有着旱码头之称，山西人在此经商，因都是有钱人，家乡戏自然受到青睐。山西的知名艺人大多都在张家口唱过戏，而且在张家口唱红，回到内地才能更显出自己的价值。这种说法主要是张家口的商人，不仅有文化，而且见多识广，所以在欣赏艺术要求上，高于内地的普通观众。如、丁果仙、冀美莲、程玉英、李景云（盖天红）、王云山（毛毛旦）、薛宝昌（小二宝）、李子健（天明亮）、（董玉山）、杨登科（子都生）、王治安（凤凰旦）、张玉玺（狮子黑）、杜占魁（一声雷）、张宝魁（筱吉仙）、王桂香（二女子）、大牛牛田淑珍、二牛牛田桂珍、、常玉洪（元元生）、马福仙（十七生）、马秋仙（筱果子）、张美英、筱金枝、筱金婵、筱金喜等，这些名演员，不仅在张家口的各戏园唱，时有去农村，在当地有着很好的影响，个个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戏。据张家口的一些地方资料、杨继先的资料显示，如白翠香主演的《辛安驿》、十一生郭凤英主演的《小宴》、懿莲春主演的《九件衣》、牛桂英的《女中孝》，刘宝山主演的《献地图》、郭兰英的《算粮》等。郭兰英在剧中扮演王宝钏。她扮相美，表演细腻，音色清脆，声情并茂，婉转动听，声声感人，观众掌声不断。张家口流传着一些顺口溜，至今人们记忆犹新： “彦章黑的‘吼’，水上漂的‘走’，白翠香的‘扭’，十一生的翎子像风摆柳。牛桂英唱得观众眼泪流，郭兰英唱红了张家口！” 程玉英、冀美莲、方月英的《打金枝》、《秦香莲》、《空城计》、《芦花》等戏，在张家口剧院场场爆满，盛况空前。在张家口、宣化、柴沟堡有许多从山西来的名演员在这里安家落户。如眉毛丑宋茂林曾在柴沟堡办过一个娃娃班，这些娃娃都是宋茂林收留当地的孤儿。这些孤儿，经过宋茂林的一段培训，把精湛的戏曲艺术一丝不苟地教给了他们，为张家口的戏剧事业的发展，留下了一批火种、一批优秀的晋剧传承人。还有梨园世家云遮月刘德荣的后代，刘宝山、刘明山（五月鲜）、刘玉山、刘玉婵，曲阳的吴本贞和吴本荣哥儿俩，浑源的王云楼（郝玉仙），榆次的十八红（马万金），汾阳的王桂兰（宗桂兰）、王西爱（宗桂枝）姐妹，文水的刘仙梅等。特别是文武花脸黄德胜（阳高人）不仅在宣化定居，为张家口办起了第一个晋剧科班。几年的时间里，培养出杨胜鹏、张胜林、侯胜忠、郝胜魁、关胜斌等好多优秀演员，他们到了剧团里都是挑大梁的台柱子。
晋剧在解放前的张家口一代 如此蓬勃发展，究其原因，经济基础较雄厚，一个著名的商埠，还有—个内在原因，张家口山西籍移民落户的多，山西籍观众基础比较雄厚。更重要的是晋商人在张家口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些晋商人大多读过书，文化水平较高，走南闯北与各地商人交往，眼界也较开阔，造就了对戏剧艺术的行赏水准与要求。他们的行为，渲染了当地，带动了当地人欣赏水平的提高，更刺激了演艺人的艺术提高，在张家口唱戏，心理上不敢有半点马虎的同时，没有一点过硬的艺术是不敢涉足张家口的。
由于晋商经济实力的雄厚，不仅舍得花钱看家乡戏，更舍得捧名角，或唱对台戏。唱对台戏在张家口是不稀罕的，云集的戏班多，名艺人也多，遇有什么重大庆典活动，合资或独资唱大戏，请晋剧名角助兴，而且一请两个戏班，自然造成两个戏班实力的较量。常常如此，也造就了名角的诞生，也提升了艺人在张家口的舞台艺术。过去戏剧界有一句话：“没有三两把刷子，是不敢北上张家口的。”说的一点不假，从以上的那些部分艺人来看，都是如今晋剧界的老前辈，艺术的泰斗。
晋剧在张家口的起步与发展有100多年的历史，山西省戏研室专家王易风曾撰文将其分析概括为四个历史阶段，是很科学，并恰如其分，这也是今人研究晋剧在张家口发展史的可靠依据。笔者认为，亦可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时期
：清同治年间至清朝末年。这一历史阶段，在张家口演出的名角有：二盏灯、三盏灯、丁毛旦、闹儿红、千儿红、三元生、八百黑、孟来黑、十七生、刘德荣(云遮月)、一条鱼、天明亮、芦凤桐(二毛旦)、老十二红、洒金红等。而生于张家口的戏剧大师、梨园奇才侯俊山与从山西来张的刘德荣等则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第二个时期
：从民国初年到解放前夕。这一时期张家口成为晋剧其它剧种(京剧、京梆子)艺人大交流时期，当时人才济济的主要原因与张家口的经济形势有关。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张家口的商品交易额已剖历史最高水平，追溯商业繁荣的原因又与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有极为重要的关系。交通的便利，为各剧种交流演出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从客观上推动了张垣戏剧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京梆子名演员常兴业(小名蛮庆，工青衣)等曾来张家口演出。
全国解放后
为晋剧在张家口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解放初到“文革”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两个阶段。
解放以后，以刘明山、筱桂桃、刘宝山、郭寿山、吉凤贞、南定银等，为代表的老艺人与解放后迅速成长起来的一批新秀同台演出，相映生辉，开刨了张垣戏剧舞台的辉煌时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演员有：出身于梨园世家的名旦角刘玉蝉(刘明山之女)、名生角王桂兰、名青衣吉凤贞、名女须生王云楼、南定银、张胜林、崔德旺、刀马旦刘俊美、旦角刘仙梅、刘凤霞、刘艳琴、宗桂枝、王巧玉等。
解放以后由戏校培养出了一大批晋剧人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解放以后这一历史时期晋剧事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张家口的戏剧舞台上，晋剧这朵塞外奇葩愈开愈艳。
纵观张家口剧坛100多年的历史，晋剧在以上三个重大历史时期，占据了张家口城乡戏剧舞台的主要地位。晋、冀、蒙三省区几代晋剧名家、名角均在张家口剧坛上登台献艺，张家口不愧被称为“晋剧的第二故乡”。
资料来源：张家口文史、杨继先其中部分资料根据晋剧表演艺术家降金元口述、晋剧名老艺人李玉环回忆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