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作家杨文山

　　德国，曾经的“欧洲发动机”，如今正在熄火。

　　两年连续负增长，制造业疲软，消费低迷，内外交困的局面摆在眼前。不夸张地说，它已经站在悬崖边。

　　为了“抢救”经济，候任总理默茨放出大招：5000亿欧元的财政刺激计划——这可是德国战后最激进的一次。

　　钱将砸向基建、国防、能源，试图拉动增长，撑起市场信心。

　　欧洲核心国家竟要靠“烧钱”续命，这在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

　　德国想靠财政刺激打一场“翻身仗”，这无疑是一场豪赌。

　　赌输了，欧洲的经济中枢可能彻底熄灭。

　　德国，已经没有退路。

　　从“欧洲引擎”到“衰退弃儿”

　　十年前，德国还被世界当作教科书式的样本：财政审慎、工业强势、社会秩序井然。那时的柏林，是全球化的宠儿，是欧盟的定海神针。

　　如今，局面反转。经济已连续两年衰退，制造业产出蒸发了近一成。

　　大规模裁员浪潮从西门子蔓延到拜耳，从汉堡传至慕尼黑。

　　德国的“共识政治”被撕得粉碎，极右翼势力乘机崛起，民意版图正剧烈震荡。

　　德国引以为傲的三大支柱——精密制造、汽车工业、化工体系——正被现实一一击穿。

　　能源价格飙涨、核心技术落后、全球红利退潮，这些慢性病终于集中爆发。

　　先看汽车产业，最具代表性的危机震中。

　　2024年，大众利润暴跌31%，奔驰跌28%，宝马惨烈下挫37%。

　　奥迪宣布裁员7500人，大众计划裁掉3.5万人，并考虑彻底关闭本土工厂。

　　这不是短期低迷，而是结构性崩溃。

　　德国车企沉迷于旧有燃油技术，自以为牢不可破，结果在电动车赛道上，被中美远远甩开。

　　特斯拉与中国新能源车企通过软件驱动与垂直整合颠覆产业格局，而德国人仍困在“发动机”和“金属加工”的旧地图中迷路。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德国在专利上的话语权也在削弱。

　　德国的高新技术专利申请量，只有韩国和日本的一半。在AI、芯片、通信等关键前沿领域，德国几乎是沉默者。

　　经济崩塌，能源政策难辞其咎。

　　2011年福岛事故后，默克尔政府急于关停核电，结果在俄乌战争爆发后被迫重启煤电，能源结构彻底扭曲。

　　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代价是惨痛的——能源成本飙升，化工和冶金行业首当其冲。

　　2023年，德国家庭电费登顶欧盟最高，工业用电成本上涨超五成。巴

　　斯夫、汉高等巨头干脆将产线迁往中国，以求生存。

　　这种“去德国化”的资本逃逸，象征着德国工业的信心流失。

　　更难化解的，是社会裂痕。

　　移民政策的失控让问题雪上加霜。每年约30万难民入境，福利开支高达300亿欧元，却没能缓解劳动力短缺，反而激化社会紧张，犯罪率上升，极右翼如鱼得水。

　　经济疲软、技术落后、政策失能、社会撕裂，德国这一“模范生”的光环，正在快速褪色。

　　而最危险的，是它至今还未真正觉醒。

　　保守主义的代价

　　德国的困局，并非突如其来，更非偶然叠加，而是长期结构性僵化的结果。

　　表面看，是经济衰退、工业萎缩；本质上，却是“共识社会”的系统性失效。

　　那个以妥协、审慎、自律著称的治理模板，正在现实面前轰然崩塌。

　　曾几何时，这种模式被奉为“德国奇迹”的基石。

　　政府稳健，企业守规，工会理性，社会有序。

　　但如今，它却成了一种负担。

　　不是不变，而是不敢变；不是无策，而是拒策。

　　德国的成功使它成为最后一个觉醒者。

　　过去的光环太耀眼，以至于遮蔽了危机的逼近。

　　僵化体现在方方面面，尤其突出在三个方向。

　　第一，能源政策，左右为难，自相矛盾。

　　德国坚持绿色转型，却一纸法令封杀核电；强调能源独立，却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结果是脱碳无力、供能紧张、价格飙升。

　　讽刺的是，2023年德国的人均碳排放，竟高于中国。环保口号喊得响，落地措施却远不及格。

　　第二，技术路线，傲慢自满，错判形势。

　　德国车企曾笃信内燃机霸权不可动摇，对电动车不屑一顾。直到中国新能源汽车横扫欧洲市场，才匆匆转型，已然为时晚矣。

　　更要命的是，德国制造在人工智能、算法工程、数字平台等领域几乎没有声音。专注“硬件”的传统工业，早已跟不上“软件定义一切”的新时代节奏。

　　第三，政治文化，推诿拖延，缺乏决断。

　　从默克尔时代“边界不设限”的难民政策，到肖尔茨政府对产业升级和劳动力结构调整的迟缓应对，德国的治理精英往往更擅长阐释“为何不可”，而不是思考“如何可行”。所谓“理性决策”，最终沦为回避责任的遮羞布。

　　沉疴难解，恶果开始显现。

　　2024年，德国对美贸易顺差虽创新高，达714亿欧元，但这一成果极可能昙花一现。特朗普重返政坛，关税威胁再起，德国出口或将骤降15%。与此同时，制造业订单连续四年负增长，企业投资萎缩2.8%，消费者信心低迷，储蓄率飙升至11.4%。

　　低需求、低投资、低增长的闭环，正将德国经济牢牢锁死。

　　曾被誉为理性的代名词的德国，如今却陷入集体迟钝。

　　问题不是德国有没有能力，而是它是否还有勇气去面对真正的改变。

　　可惜的是，时代不会等待任何一个执迷不悟的“优等生”。

　　5000亿欧元能买来未来吗？

　　2025年3月，德国联邦议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财政刺激计划：总额5000亿欧元，涵盖基建投资、产业升级、能源转型和军备扩张。

　　这标志着德国财政理念的彻底转向。

　　从长达十余年的“财政紧缩主义”，一跃跨入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实验室”。

　　这一幕来得突兀，却并不突然。

　　要知道，德国曾是欧洲财政自律的代名词。

　　2009年，默克尔政府将“债务刹车”写入《基本法》，明确限制联邦政府的结构性新增债务不得超过名义GDP的0.35%。

　　这是德国人对财政赤字的制度性不信任，是民族记忆中对通胀与债务危机的深刻恐惧。

　　在很长时间里，哪怕面临金融危机、难民危机、新冠冲击，这一红线也很少被动摇。

　　甚至连现任总理默茨，竞选时也曾信誓旦旦地表态——不会突破债务上限，坚守财政纪律。

　　他的政治履历一度被视作“德国预算平衡主义”的最后堡垒。

　　然而，上台仅数月，默茨就完成了立场的180度反转，高调宣称德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救经济、强国防。

　　言辞激烈，语气熟悉，几乎让人想起2012年欧央行行长德拉吉那句著名的誓言：“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欧元。”

　　转向如此迅猛，自然引发一连串疑问。

　　默茨为何变得如此“激进”？德国为何突然扭头大举扩张财政？

　　答案的关键，其实藏在大西洋彼岸。

　　2024年底，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

　　新任美国总统迅速对全球安全格局“重新定价”：明确拒绝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强硬要求北约盟友将军费提高至GDP的5%。

　　这要求无异于“冷战后最大的军费重构”，欧洲国家普遍措手不及。

　　而德国，作为欧盟的地理核心和工业主干，压力最大、责任最重。

　　面对俄乌战争尚未平息、欧洲防务空心化、北约信任动摇，德国政府不得不作出抉择。

　　在这种语境下，“财政刹车”已不是道德高地，而成了政策包袱。

　　默茨的转向是制度惯性被打破的信号。

　　它反映出德国对全球格局重构的深刻焦虑，也映射出整个欧洲在美欧裂痕加剧、全球秩序重组中的被动地位。

　　从债务清教徒到凯恩斯门徒，德国财政政策是一场观念地震。

　　它意味着过去那种靠财政盈余积累信任、靠低债务换取稳定的时代，已经走到尽头。

　　接下来，这个曾以谨慎著称的国家，或许将迎来一段前所未有的激进岁月。

　　理论上，该计划将升级老化基础设施、提振私人投资、创造就业，并为绿色转型注入资金。

　　问题在于，德国这场“史诗级”财政豪赌，并不只是大胆，更可能是盲目。

　　所谓转型计划，在振奋人心的数字背后，其实暗藏隐忧，而每一项，都足以拖垮整体成效。

　　计划看起来宏大，但缺少触及根本的改革。

　　能源成本依旧高企，行政体系依然臃肿，人口老龄化趋势未被扭转。

　　如果不配套减税、压缩能源支出、简化官僚流程，那么这笔巨额财政注资，很可能只是“往枯井里灌水”——劳民伤财，收效甚微。

　　财政刺激背后，是债务比例的飞跃。

　　根据测算，德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或将从62.9%升至90%。别忘了，这可是在养老金和医保支出持续上涨、劳动力减少的老龄化社会。

　　届时，偿债能力将受到严重削弱。如果这些投资未能带来稳定的增长回报，政府将陷入“借新还旧”的财政死循环，长期信用基础恐将动摇。

　　世界不会为德国的财政试验按下暂停键。

　　特朗普政府卷土重来，关税大棒再度高举；中国对外需求走弱；俄乌冲突延宕不止，中东局势摇摇欲坠。

　　在这种多重压力下，德国国内的一切努力，可能在全球市场风暴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刺激计划的效果，可能被外部冲击迅速吞噬。

　　在灰暗前景中，唯一略显明亮的窗口，是对华合作。

　　2024年，德国对华投资达73亿欧元，超过半数德企计划扩大在华业务。

　　大众、巴斯夫等巨头依赖中国市场维持营收增长，中国也成为德国电动汽车转型和绿色能源方案的关键合作方。

　　但一旦欧洲搞事，中欧关系恶化，地缘政治风险升级，供应链或技术合作随时可能中断。

　　德国的困境，并不是某个偶然年份的错误决策，更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真正的问题，早已埋藏在过去数十年的体制惯性与思想惰性中。

　　今天的崩塌，不过是那套“以稳定为名、以不变为纲”的治理逻辑，终于耗尽了它最后的红利。

　　德国一度是全球仰望的范本。

　　战后废墟中重建工业体系，八十年代实现统一，二十一世纪初完成劳工改革，每一步都曾被视为经典教科书案例。

　　然而，辉煌的历史最终成为束缚未来的枷锁。

　　“社会共识”沦为对现实的回避机制， “财政稳健”异化为不敢创新的借口，这个国家慢慢把自己锁进了一个舒适却日益狭窄的框架。

　　它习惯了精密工艺，不愿触碰代码与算法；它迷信低风险，却错失高增长；它将制度视为底线，却忘记底线也需适应新局。

　　事实上，德国并非没有选择过改变的机会。

　　它曾有能力创造突破，也曾拥有足够的社会动员力推动变革。

　　科尔统一德国，施罗德顶住压力改革劳动力市场。这些政治冒险，是今日德国所稀缺的政治意志。

　　但现在，仅靠一项5000亿欧元的财政计划，显然远远不够。

　　德国是否愿意放下对“精密机械”的执念，主动投身数据经济与智能工业？

　　是否能够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路径依赖，真正构建韧性与多元并存的能源体系？

　　是否准备从“等待冲击”转变为“预设规则”，在国际竞争中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德国未来十年的命运。

　　若不作答，等待它的将不会只是经济下滑，而是曾经的全球影响力，被一点一点地削弱，直至归零。

　　一个大国真正的衰退，从不是数字崩塌开始，而是从思想失语开始。

　　参考资料：

　　欧洲经济增长“引擎”能否扭转颓势？中工网巨额财政计划能否破解德国经济困局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