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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3月25日刊文）
埃隆·马斯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也是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但马斯克的权力不再仅仅局限于从特斯拉、X（原推特）或SpaceX获得的财富。由于与特朗普总统关系密切，马斯克被赋予了一项广泛授权，可通过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影响整个美国政府的政策。他作为企业家的经历，为他作为政治参与者的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马斯克经常声称，物理学是他世界观的核心：他谈到对自然第一性原理的追求，这是他在商业和生活中采取行动的动机。而“第一性原理思维”已成为马斯克世界中的某种口头禅，它唤起了一种严谨且天真无邪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无论问题多么复杂。
其理念是，你要将任何技术问题，无论是汽车还是火箭，进行分解，并从零开始。然后，你将从非常基本的公理中推导出任何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其他人在此之前所做的一切，任何传统，都不算数。事实上，其潜在前提是，所有这些继承下来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陈旧、过时、无用的包袱，我们最好摒弃它们，继续前行。
这种方法有其优势，特斯拉和SpaceX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正如任何称职的汽车评论家都会告诉你的那样，这种方法也有巨大的缺点。特斯拉汽车常常显得像是火星人设计的，仿佛汽车行业在如何设置、优化和高效制造现代高性能汽车的底盘、转向和制动系统方面没有几十年的经验。
当涉及到政治时，这种“从零开始”的方法的优势就远不那么明显了。马斯克和他的DOGE团队现在利用他的思维方式，试图摧毁政府机构，主要是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并试图以美国财政部支付系统的形式干涉美国政府的运作。
当然，你可以从物理学的类比中为政治和伦理找到灵感。想想艾萨克·牛顿对现代政治思想的影响：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均衡的稳定性——这些思想都源于物理学的类比，通常是力学。或者想想早期计算机时代控制论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极权技术官僚运动也从工程学中汲取了类似的灵感。马斯克的母系祖父（后来从加拿大移民到南非）就参与了这场运动。
将物理学类比于政治的这种立场的连锁反应是双重的，首先，这很可能是糟糕的物理学。其次，即使你能从基于物理学的类比中推导出一种意识形态，你最终得到的真的是政治吗？如果政治是关于争论、分歧、人类情感和思想的碰撞，那么从工程学或物理学类比中推导出的政治永远不能只看表面。要么它是政治，并承认自己是政治，但那时物理学和力学就只能被承认为隐喻；要么它就不是政治，而是一种试图压制政治的极权技术官僚愿景。
马斯克这种从零开始的政治方法，首先源于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参与美国政治。有很多方法可以通过押注特朗普在2024年获胜来赚大钱。但马斯克不仅仅是特朗普交易的最大受益者。通过他的捐款、通过X平台，以及通过他的个人支持，他帮助实现了这一目标。他完全投身于特朗普的政治成功。
不可否认的是，马斯克从政治参与中个人受益。如今，马斯克的个人净资产估计在3300亿至3500亿美元之间；它随股市波动，上下浮动100亿美元。就在2024年夏天，他的资产还价值1700亿美元，而在2023年的低迷时期则价值1300亿美元。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变化？特斯拉的商业前景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而特斯拉是马斯克个人财富的核心。事实上，特斯拉一直处境艰难，因为消费者开始因其与特朗普的新关联而拒绝这个品牌。马斯克巨额个人财富翻倍以上的最明显解释是：特朗普竞选总统成功，马斯克是他最大的捐款人，他现在可能是与特朗普关系最密切的人。他与特朗普的合作关系将他的个人利益与国家的利益融合在一起。
这并不一定存在任何不法行为，甚至也不一定存在任何利益冲突。对特朗普有利就是对马斯克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他们就是这样想象的，并且会据此行动。以SpaceX为例，通过其不懈的创新和投资，它已经在美国太空计划中占据了核心地位。特朗普在首次执政期间创建了美国太空部队，他可以很容易地扩大该计划以及SpaceX在其中的地位。而马斯克会认为自己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在他看来，通过相对微不足道的投资，他已经展示了自己的愿景的力量，现在正在创造现实。问题是，为什么以前没有人这么做？显然，特朗普特别容易受到这种个人特质的影响。他喜欢商业成功。虽然没有人拥有马斯克那样的资源，但仍有很多亿万富翁。为什么他们对政治系统的捐款，为什么他们试图影响政治的努力，通常都如此谨小慎微？当然，我们会看到有人在这里或那里花费几百万美元。但马斯克买下了推特，并在2024年大选中为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投入了2.77亿美元，看看他的回报！这是一笔极其成功的投资。
唯一能想到的明显类比可能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印度寡头（如安巴尼家族）之间的关系。他们对一位能够改变游戏规则、不仅狭隘地而且更广泛地有利于他们的政治人物进行了真正长期和大规模的投资。
你可以将这种“政治投资”视为积极塑造也激励马斯克商业冒险的愿景周围的环境，作为进一步冒险的助力。或者，你也可以更防御性地看待他在政治中的干预。
是坐视不理、待在自己的车道里享受财富，等待历史自然发生在你身上更好呢？还是下个大赌注，设法掌控冲突更好呢？马斯克显然选择了后者。这样做有风险和矛盾吗？显然有。谁能保证这不会与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或他周围更鹰派成员的地缘政治策略发生冲突呢？绝对不能保证。
关于马斯克在南非的成长经历如何解释他对极右翼意识形态的亲近，人们有很多讨论。特朗普政府对南非当前土地再分配和黑人所有权政策的欺凌态度现在已显而易见。无论是否是马斯克在幕后操纵，特朗普周围都有一群白人南非人，而马斯克是其中最有权势的一个。很难想象他们没有影响马斯克对这个话题的看法。
但在更深层次上，考虑马斯克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南非真正多变的政治环境中成长，可能如何塑造了他政治中潜在的风险承担形式，他对宪法和历史本身可变性的理解，是很有用的。
他的成长岁月是在一个剧烈变化的环境中度过的，种族隔离制度摇摇欲坠，种族战争的末日场景（这在今天的南非仍然非常普遍）笼罩着政治生活。一切都在争夺之中。没有任何政治制度可以被排除在外。这不是一个容易培养自由想象力的环境。马斯克的父亲据说很自由派，尽管在南非的背景下，这意味着讨论多院制议会，以允许一定程度的黑人代表权。据马斯克说，他自己离开这个国家是为了避免被征召入南非军队，而南非军队是种族隔离的支柱。
马斯克、彼得·蒂尔以及他们在硅谷圈子里的其他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喜欢对各种事情进行“不可想象之思考”。这与基于科学公理思考政治的习惯有关。在像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末期那样的情况下，当一切都在修订之中时，你还能做什么呢？你必须回归第一性原理。
但马斯克在欧洲右翼政策中的冒险表明，他的动机可能并不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透明。在他柏林郊外建造的工厂周围，他多次与德国政治发生不愉快的冲突，德国政治不断对他的商业计划提出抵制。据报道，马斯克与柏林某些极度时髦的派对场景中的某些人不和。在这一点上，马斯克可能很喜欢为了报复而扰乱德国的想法。而当你将第一性原理应用于这种情感计算时，你很快就会得出结论，认为德国极右翼值得大力支持。
当你看到他与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联合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交谈时，马斯克显得几乎很天真。就其纲领而言，尽管AfD通常被贴上极右翼的标签，但它并不比美国的共和党更右翼。唯一的区别是历史，因此马斯克得出结论，德国人应该少担心他们的纳粹过去。
马斯克不会做的是温顺地效仿比尔·盖茨等人，盖茨通过微软赚取了巨额财富，并将其投入到全球公共卫生和教育等常规公益事业中。盖茨是婴儿潮一代。他培养着常规的品味，并拥有令人尊敬的美国艺术收藏。马斯克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个社会化程度不高、有些野性的电脑孩子，他凭借特立独行的能量，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跳出常规思维是他唯一知道的方式。
至于马斯克在DOGE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以及他的政治哲学最终将导向何方，似乎没有人清楚，包括马斯克自己。
以入侵政府基础设施和实际占领办公楼的形式进行的敌对审计在政治历史上并非未知。例如，在欧元危机后期，所谓的“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检查员访问了希腊政府大楼，并访问了他们的计算机和文件，以确定该国未来支出的形态。
但这花了数年时间，并遵循了一定的程序。我们在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前几周看到的是更像2021年1月6日暴乱风格的攻击。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拥有400亿美元的预算，是美国政府机器的一小部分，但它占全球官方发展援助的20%以上。该机构的摧毁是我们在近代历史中从未见过的政府变革。
他用来推动变革的团队由十几岁的工程师、他从各个企业借调的员工和高薪律师组成。从教育部到小企业管理局再到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几乎每个联邦机构都在裁员。如果他们有正在实施的计划，那似乎也是杂乱无章的。
但也许有策略。马斯克似乎想打破现状。他可能认为扰乱美国政府将释放出巨大、前所未有的效率。他甚至可能想象用私营企业取代大部分政府，就像SpaceX实际上对NASA所做的那样。但最近，他诉诸了一个丑陋的园艺隐喻来描述他的愿景：
“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删除整个机构，而不是留下它们的一部分，这有点像留下杂草。如果你不除掉杂草的根，那么杂草很容易重新长出来。但如果你除掉杂草的根，虽然这并不能阻止杂草永远不再长出来，但它会让杂草更难生长。”
当然，园丁是那些培养了识别杂草的实用知识的人，他们能把杂草与需要照料的植物区分开来，换句话说，园丁绝不是按第一性原理工作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