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中，谁的战功最大，谁的指挥能力最强，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恐怕永远争论不出一个结果来。但是，若论谁最有“群众缘”，谁的“传奇”故事最多，谁的坊间议论最热烈，许世友上将算得上第一。

　　有一种说法认为，许世友在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表现不佳”，故而揣测，当年安排许世友担任东线总指挥是“故意”的，有“扫除障碍”的目的。

　　这一说法着实离谱。当年作出对越自卫还击战重大战略决策时，首要考虑的是达成战争目标。没有谁会故意付出巨大伤亡和国际观瞻的代价，达成其他“目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到1979年，身体状况还能胜任方面军指挥员并具有大兵团机动作战经验的开国将帅，实际上已经少之又少了。而许多人眼里的“粗人”许世友，实际上是华东野战军中大兵团独立指挥能力仅次于粟裕的战将。

　　1947年华野7月分兵后，华野全军分成了外线的粟裕兵团、陈士榘唐亮兵团、苏北的韦国清吉洛兵团，以及坚持胶东内线作战的许世友兵团。许世友独立统兵负责一个战略方向后，其战场表现和战功均明显超过陈士榘、唐亮和韦国清、吉洛。可以说，他是华野诸将中，大兵团独立统兵能力仅次于粟裕的人。新中国成立后，许世友又长期坐镇负有重要作战重任的南京军区，打仗的弦从来就没松过。让他担任对越还击战东线总指挥，比许多“靠边站”、离开实际指挥岗位多年的老将，能够更快地进入角色。

　　在许世友负责指挥的广西方向战场，由于边境离越南河内仅150公里左右，没有回旋余地，因此越军强调“一线坚守，一线取胜”“不能让敌人深入我国土，要保卫每一寸国土”。越军的战略规划，是利用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军组成的“三结合”武装力量，利用边境及浅近纵深内山高沟深、路少雨多，熔岩密布的自然环境，消耗并拖垮我进攻部队。

　　这样的作战环境，加之国内承平已久，我军疏于军事训练多年，战争准备不足，因此许世友最初定下的战役指导思想，是“全线展开，同步推进，浅近纵深，分割包围，稳扎稳打，各个歼灭”。他打算先歼灭位于边境的12个越南公安屯，再分割围歼位于6个越军边境守备团，最后寻歼越军主力第3师、312师和346师。

　　如果战争真是这么打的，那么东线的伤亡将会减少很多，后人也不会对许世友有那么多的非议。但是，许世友的这个作战方针是不符合北京决策意图的。在总参“集中优势兵力，进行长途纵深的穿插迂回，打歼灭战”的指导下，身为战区指挥员的许世友，只能重新制订了一个“牛刀杀鸡”的战役指导：先用强大炮火砸开越军边境防线，然后选择薄弱部位切进去，用坦克部队打穿插，侧翼迂回，断敌退路，分割包围，包饺子，打歼灭战。

　　这本是我军历史上非常擅长的打法，只不过当年的火炮和坦克远不及1979年那么多罢了。换了谁坐镇广西，面对自己的当面任务和上级指导意见，也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最终还是得和许世友最终的战役方案殊途同归。

　　但是，在战前准备方面，广西方面做得明显不如云南方向好。当然，这其中有许多客观原因。一是时间紧迫，二是广西当面之敌兵力更雄厚，警惕性更高，我军为隐蔽战役企图而在侦察方面作了极大克制，三是云南方向的13、14军常年驻守靠近中越边境地区，而且还有一些部队参加过60年代中缅勘界战役，越境打击过盘踞在金三角的李弥残部，富有热带丛林战经验。

　　许世友鉴于广西方向参战部队中，有不少是从战略预备队中调来的，有很多是由生产部队突击训练拉上前线的，因此他担心部队指挥员实际指挥经验不足，特意派出广州军区3位副司令员，分别坐镇3个主要突击方向靠前指挥。从这一点来说，他对部队现状是了解的，应对是合理的。

　　不过，由于1979年我军刚刚走出特殊年代，元气尚未完全恢复，还只能打浅纵深的进攻战役。因此，像广西方向的55军打同登、打谅山，依托国内指挥后勤都有保障，因此打得相当不错。而高平战役纵深远达100多公里，明显超出当年的战争支撑能力，出现这样那样的状况并不令人意外。

　　广西方向作战之所以深受诟病，一个重要原因是3月5日宣布撤军后，部队出现了一定的混乱。比较典型的战例，是50军150师448团前指、二营、一营1连、三营8连等部被越军分割包围，最后导致300多人失踪，200多人被俘，其中包括团副参谋长、二营营长以及十多名连排长。作为广西方向的战役负责人，许世友为此承担责任是理所应当的。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许世友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表现是合格的。要说有指挥失误，主要是开战后发现进展不顺后，一些前方部队难堪大任，许世友如果果断投入预备队，重新定下指挥关系，可能会更快地打开突破口。另外，有不少战史资料反映，许世友在此战中，曾亲自过问团一级部队的战斗组织问题。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就说明有过度越级指挥的问题。这或许是因为许世友红军大刀队长出身，从来都身先士卒、关注一线。这或许有一定问题，但并非原则性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