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法是形成篆刻家个人风格的重要手段之一， 文彭治印的刀法， 也很有特色。从现存的印蜕来看， 文彭的刀法娴熟， 能很好地体现笔意， 同时又颇见刀味。不仅如此， 文彭还开创了在印侧用双刀法刻边款的先例。其边款结体疏朗， 骨势洞达， 笔调秀润雅正， 于淡雅中见深沉。刻边款的发明， 丰富了治印艺术的观赏内容和审美标准。
不过， 在印材从牙骨向灯光冻石的过渡阶段， 还不能说文彭已达到了“刀法浑融， 无迹可寻”的境界。但他的实践启示了朱简从理论上提出“刀法者也， 所以传笔法也”的著名论断。后来印人提出“印从书出”的理论， 也应与此有很大的关联。此外， 文彭在边款里， 根据自己的喜好， 随意题一些款记， 阐明刻印的意趣， 这种款记的书法， 除了隶书和楷书外， 有时也使用行草。这为后人治印落款方面提供了许多借鉴作用。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 篆刻的印文多以名字、官衔等为主， 很少或几乎没有其它的文学内容被选作印文而进行篆刻创作。在这点上， 文彭有了新的开拓。他治印时， 印文里并不限于名字斋号， 有时还精选一些诗文佳句， 藉以此表现自己的风雅之趣， 进而更把这些篆刻盖在书画上， 增加了书画的美感， 提高了篆刻的功用。他的这种做法， 不仅拓宽了印文的题材， 更主要的是增强了篆刻的文人趣味， 为以后文人治印铺平了一条康庄大道。
在治印所使用的文字上， 文彭及其学生何震发挥和完善了吾丘衍的倡导。他们极为重视书法， 特别是篆书在印学中的作用， 主要并共同遵循着“篆法要以六书为准则”的规矩， 强调篆法纯正， 反对任笔为体， 反对杜撰文字， 反对以任意增减笔画的错字入印。他们提倡的“凡习篆， 能通《说文》则不差” 的观点可以说是对篆刻的一场革命。
《印人传》记载：“国博 (文彭) 究心六书， 主臣 (何震) 从之讨论， 常曰‘六书不精义入神， 而能驱刀如笔， 吾不信也’。以故主臣印无一讹笔， 盖得之国博居多。主臣之名成于国博。” 从这段文字， 我们可以得知， 何震治印之学之所以无一讹笔， 皆因得力于文彭， 并进一步提示了何震之所以能成名， 主要是得力于文彭。何震自己也认为：“今之不善圆朱文者， 其白文必不佳， 故知汉印精工， 实由工篆书耳。”
可见， 他们这种“究心篆法”的风气出于一辙， 而且这种观点的提出和实践的成功， 立即得到了许多治印人的拥护， 迅速影响了整个篆刻界， 扭转了篆书文字谬误百出的局面， 导引了当时印坛用字的正确道路。从此， “自三桥而下， 无不人人斯、籀， 字字秦、汉” 。由此可见， 他们所倡导的这场革命在篆刻界所产生的影响非比寻常。
当然， 文彭治印最初也是只篆不刻。主要原因应归于印材的使用。因为那时还受宋元以来的影响， 在印材方面， 大体使用牙章。而牙章治印， 对于许多文人来说， 他们不愿意从事这门费劲的刀刻功夫。所以， 文彭起初只是亲自落墨布置， 交金陵人李文甫镌刻。
李氏乃雕刻细工的名人， 能够把花卉雕刻得栩栩如生， 产生了很多非常精巧而有风致的作品。如果让他雕印， 最能掌握笔意， 而丝毫不失神韵。据说， 文彭的牙章， 半数成于李氏之手。对于这点， 周亮工《印人传》有所记载：“公所为印皆牙章， 自落墨， 而命金陵人李文甫镌之。”
文彭的艺术修养全面， 他擅长篆、隶、真、行、草各种字体。从传世的早、中期作品中， 特别是行书作品中可看出， 他受其父亲书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人行笔与结体十分相似。史载传世的文徵明行书， 尤其是仿黄庭坚体的大字行书据说许多是文彭的代笔之作， 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父子之间的书法渊源关系。应该说， 文彭是在其父文徵明书风的熏陶下步入书坛的， 在此基础上取法魏晋的钟繇、王羲之， 并逐渐以晋参唐宋， 从孙过庭、怀素乃至米芾的书法中吸取养分， 最后达到体体有法、自成一家。
其小楷既工稳匀称， 又生动流美， 有骨有肉、圆润而富有质感， 气息高雅而又平和宁静， 颇得钟繇、王羲之小楷之神韵， 堪步其父小楷之后尘。其隶书作品， 书体上溯汉碑风韵， 清新雅致， 婀娜多姿， 其字体变汉隶的扁长为方正， 甚至长方， 一破隶书注重横势的格局， 字体分布均匀但又有变化， 用笔间以干枯， 以破呆滞并增强灵动感， 在某些方面， 其隶书水平不亚其父。不过， 文氏父子的隶书取法不甚高古， 造诣难说很高。
正如钱泳所言：“ (隶书) 至文待诏祖孙、父子， 及王百谷、赵凡夫之流， 犹剿袭元人之言而为钟法， 似生平未见汉隶者， 是犹执曾元而问其高曾以上之言， 自茫然不知本末矣。” 文彭的篆书作品未见传世， 但以其精通六书， 并精于篆刻， 水平当不难想见。
其行草书， 中年以后的作品， 与其弟文嘉相比个人风格突出， 在继承其父翻折运转的基础上， 笔势多变， 恣态横生， 多以孙过庭、怀素为宗， 其萧散之气与挥丽的魄力可与其父抗衡甚至过之。诚如清王文治所评：“精熟不如父， 而萧散之气过之。” 项穆也认为：“寿承休承， 资皆胜父， 入门既正， 克绍箕裘， 要而论之， 得处不逮丰祝之能， 邪气不染二公之陋。” 可见文彭书中透露出的才情风韵在某种程度上胜于文徵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