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战是和？面对自认为“毫无实质”的谈判结果，傅作义拿不定主意了。就为这个危难关头，他想起来老朋友邓宝珊。

　　邓宝珊不仅资历深、地位高、有政治头脑，而且与共产党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友好合作。1944年12月，毛泽东致信邓宝珊，称赞道：“先生支持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傅作义知道只有邓宝珊才能不辱使命，于是派专机将他接到北平。

　　1948年12月28日，邓宝珊乘坐的专机降落在天坛临时机场，对前来迎接的傅作义说：“宜生兄，我是和你共患难来了。”

　　是夜，两人促膝长谈，分析时局，一致认为，蒋介石政权大势已去，和平解决华北问题是人心所向。

　　邓宝珊这时已经看清形势，愿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尽力。针对傅作义怕把他以战犯对待的顾虑，邓宝珊开导说：“只要你决心和平解决，其他一切具体问题，包括你个人前途问题，都由我去谈判解决。”

　　中共中央在对傅作义进行争取工作的同时，指示中共地下党组织对国民党的其他部队加紧争取工作。经过一系列耐心细致的工作，国民党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第92军军长黄翔等人准备起义；西直门、崇文门的守军也同意在解放军攻城时，来个“里应外合”，开城门迎接解放军进城；甚至连傅作义的嫡系第35军（原35军在新保安被歼后，傅作义重新在北平组建了35军）副军长丁宗宪也准备率部在德胜门、安定门一带单独起义。

　　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刘峙、杜聿明集团55余万人。消息传来，世界为之震惊，特别是平津的国民党军队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14日，解放军约定答复的最后期限到了。傅作义决定派邓宝珊作为全权代表，在周北峰的陪同下，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

　　当日下午1时，邓宝珊、周北峰等人来到北平通县西五里桥的一个大院子。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在院子门口亲自迎接。

　　罗荣桓说：“你们先休息休息，等一会儿再谈。”

　　邓宝珊连忙摆手说：“不累。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谈？”

　　聂荣臻郑重地对周北峰说：“周先生，我们前次谈得很清楚，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限期，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下达了进攻天津的攻击令了。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邓宝珊对周北峰说：“用你的名义打个电报，将这情况报告总司令请示。”

　　天津，是华北第二大城市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有200万人口，与上海、广州、武汉合称中国四大商埠。地处水陆要冲，海河经市区流入渤海，西上约120公里是北平，东下约70公里可经塘沽出海，为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明清两朝定都北平后，天津就有京畿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驻守天津的为国民党军第62军（欠1个师）、第86军等部10个师及非正规军共13万人，附山炮、野炮、榴弹炮60余门。警备司令陈长捷同傅作义一样出身晋军，又同为保定军校毕业，与傅作义有多年的袍泽之谊。傅作义主政华北后，念及旧谊，就将陈长捷从兰州调到天津。

　　天津城防工事坚固，经过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的长期修缮，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共筑有各种大小明碉暗堡千余座，仅大型碉堡就有380余座。同时还结合市内高大建筑，构成了若干个既能独立坚守，又能以火力互相支援的防御要点。

　　对天津的城防，陈长捷颇为自负，自诩为“固若金汤”，企图凭恃“大天津堡垒化”的防御体系，进行固守，并多次向部下吹嘘：“这样坚强的设堡阵地，充足的弹药器材，比起傅老总当年仅仅一师守着涿州城，不知优越到多少倍。涿州的防守三个月，创造战史上的伟绩，我们现在傅总司令的指挥下，也必要坚持胜利。”

　　傅作义仍不放心地问：“共军围城，你能独立撑多久？”

　　陈长捷信心十足地回答：“不会比长春差，起码也耗他半年。”

　　于是，傅作义的心底又萌生了一丝希望：如果陈长捷能坚守天津几个月，那么他的和谈砝码必将大大加重，故一再命令陈长捷：“只要坚定的守住，就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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