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曾写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留下75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深深影响了一代代读者，也与上海渊源很深。业内指出：鲁迅已成为上海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上海文艺工作者如何继承、发扬鲁迅精神？坚定文化自信、攀登新时代的文艺高峰？今天，上海作家协会主办的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座谈会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上海各界学者、鲁迅研究专家代表、作家代表、评论家代表齐聚探讨鲁迅作品和精神对当下的启示。上海近期也集中出版了《鲁迅画传》《鲁迅文萃》（纪念珍藏版）《明暗之间：鲁迅传》等一批著作，丰富了对鲁迅一生的解读。

　　以年轻的方式追随鲁迅精神，去看“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在上海时期，鲁迅写作了大量作品，出版了《三闲集》《二心集》等杂文集，编辑了《奔流》《朝花周刊》《译文》等进步刊物，创作出《故事新编》等经典作品。140年过去了，“青年与鲁迅”的话题历久弥新。

　　青年大学生代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查苏娜观察到，今天的青年在表达自己时，会主动向百年前“鲁迅”寻找话语资源——在热点新闻评论区，鲁迅被频繁地引用；大热历史剧《觉醒年代》中，鲁迅“圈粉”无数年轻人；甚至有大学生用16篇《野草》创作说唱作品，收获近900万播放量……不难看出，今天的青年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地拥抱鲁迅。“作为肩负重大使命与责任的青年一代，我们应该从鲁迅那里寻找一双更为明亮的眼睛，这双眼睛看得见‘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看得见自己生活世界之外广阔的天地。”

　　“我们每个人都是读着先生的文章成长起来的。走上写作道路后，再来回顾先生的文章，以及他的为人处世，便会更由衷地多出些敬意来。鲁迅犀利的文字背后，最根本的目的还是疗愈，他不仅是天才的文学家，更是心系天下苍生，致力于用文字来改变社会的实干家。”上海作家滕肖澜说，写作者更应该思考，要学习鲁迅把写作与当下的时代背景、百姓生活紧密结合，把眼界放宽，格局放大，跳出写作的舒适圈，去尝试更多反映时代变迁、城市面貌的现实题材作品。”

　　近年来，滕肖澜陆续写下《城中之城》《心居》等多部小说，书写上海、书写上海人，把目光着眼于普通城市百姓，着力于刻画大时代背景下人民的喜怒哀乐，心声与梦想。“学习鲁迅先生爱国爱民的情怀和担当，自觉地肩负起文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年龄与岁月，或许能让我们积累更多的写作经验，但如果没有这份使命感，也只能永远是文本上的简单重复，而很难有更高层次的突破。”她说。

　　站在“新时代”回望“觉醒年代”，在两个伟大的时代之间，从个人的觉醒到民族的觉醒，沉甸甸的文艺的重任在今天落在我们肩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黄平说，作为一百年前的“80后”的杰出代表，鲁迅先生的文学事业，就是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完美结合。《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等一系列的名篇，全面地展现了“启蒙文学”的忧愤深广。

　　在他看来，回望百年前开天辟地的青春文学，我们这一代也亟需迎头赶上。“更多年轻一代越来越意识到：从来没有纯粹的个人，每个人的命运和其他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人类本身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时代对于年轻一代的文学创作，提出了更早的要求。我们的创作要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文艺要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

　　中国现当代文学诞生于危机沉重的时代，迎着敌人的炮火成长，和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推动着文学与文化的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五四”以来的文学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文学，而是时代前进的号角。黄平认为，鲁迅带来的启示是，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可宝贵的品质。文学形式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历史的产物。文学的艺术性，不是从作家到作家，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是来自时代这座火热的熔炉。

　　在鲁迅的影响下，小说不再是“雕虫小技”或“闲书”

　　“今天讲文化自信，不仅要讲伟大的古典文化，也要讲鲁迅所代表的这一百年来中国的新文化。纪念鲁迅，学习鲁迅，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向鲁迅学习真正切实的自信。”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谈到：许多国际友人谈起鲁迅，目光中的兴奋和喜悦，常令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五四”以来，真正用文学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赢得国内外、海内外一直认可，鲁迅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在郜元宝看来，鲁迅一生在文学上的奋斗，就是从批判阿Q式的没有脊梁的盲目狂妄的自信开始，最终过渡到“中国的脊梁”的真正切实的自信。

　　“鲁迅先生诞生在20世纪中国是一个文化奇迹，他55岁的生命流程，在中国文学领域铸就了最坚强灿烂的文学坐标。”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杨扬形容，鲁迅先生像是激流险滩中的中流砥柱，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他的写作，深沉博大，有一种超越文字之上的力量和温暖。他是作家，是文人，是创造中国现代文学新形式的圣手，但人们喜欢称他为“大先生”。所谓大者，“得其大者而兼其小”。他有巨大的胸怀。早年“走异路，逃异地”，脱离了江南小镇的狭小天地，告别了“读书应举”的传统道路，赴金陵求学，后东渡日本学医。一路走来，他的眼界越来越开阔，人生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他遇到了章太炎、藤野先生这样的精神导师，结交了许寿裳这样志同道合的同学，回国后，他加入《新青年》阵营，发表《狂人日记》，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由此在文学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

　　在杨扬看来，鲁迅是文学家，但他不是吟风弄月的文学家，也不是谋求高雅地位的成功人士，而是一生致力于用文学来改良社会的文学践行者。在鲁迅作品的影响下，小说不再是“雕虫小技”，人们也不再把“小说”当作“闲书”，而是视为人生的教科书，是“为人生”的文学，是“经国之大业”，值得人们花费毕生精力去从事的伟大事业。

　　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等文章中，鲁迅不仅对中国人埋头苦干的务实精神予以礼赞，更对“中国脊梁”充满自信和希望。新世纪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的文化建设中鲁迅精神和鲁迅传统得到高度重视。在海量信息四处漫溢的世界里，鲁迅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相反，我们因为接近鲁迅而感到精神充实，因为阅读鲁迅而感到文学的有力。

　　杨扬还特别提到，在学习、研究鲁迅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诞生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以上海为例，1980年代出版的赵景深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旁证》，丰富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材料，从而在鲁迅的小说史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国小说史研究推进了一步。王元化先生对鲁迅的思考，贯穿了他晚年的思想，他发表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鲁迅与太炎》《再谈鲁迅与太炎》《鲁迅与周作人》《鲁迅的曲折历程》等，从思想史、文学史角度，梳理了鲁迅思想的来源，包含了很多理论新见。钱谷融先生在《谈》中，对鲁迅小说《伤逝》的文本解读，有新的体会和感受。《收获》杂志发表冯骥才、章培恒先生围绕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而展开的辩驳文章，激发新世纪文学爱好者对鲁迅的反传统态度重新评价。

　　而在上海的戏剧舞台上，新世纪以来展演过不少鲁迅作品改编的舞台剧，如肢体剧《铸剑》和波兰导演陆帕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狂人日记》。在语文教学上，鲁迅作品始终伴随着中国的语文教育，尽管选录鲁迅作品多少问题，曾在语文教育领域引发讨论，但对于一代又一代中国的青少年读者来说，鲁迅的名字并不陌生。

　　作者：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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