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26 的机遇，抓住还是错过？

　　上周，G20峰会在罗马成功举办，预热了即将在格拉斯哥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联合国气候大会自1995年起定期举行，着眼于气候变化的议题。

　　1997年的京都会议和2015年的巴黎会议都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为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定下了基调。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意义重大，它代表着各国领导人承诺将制定全方位的新排放目标，以及支持这些目标的配套计划，就像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那样。

　　同样可以确定的是，自巴黎会议以来，虽然绿色发展议程的政治意义越来越浓，但也促进了可持续技术不断创新。

　　尽管人们明白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带来了巨大挑战，但在即将到来的COP26期间，实施措施的速度是否快速，措施是否能够深入解决问题将是谈判的核心问题。

　　虽然英国等国已就2050年前的碳排放做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但印度等其他国家一直抵制这种承诺。其实，印度等国的担忧也有一定合理之处。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的一份报告发现，超过2.2亿印度人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因此，印度或其他类似国家在限制生产资料的同时，无法投入如此巨额的资金用于减排。

　　正如埃斯特·博瑟鲁普(Ester Boserup)理论反驳了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理论，即人口增长会造成更大的资源回报，而不被农业资源水平限制。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在其竞选活动中也采用了同样的逻辑。

　　约翰逊认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一承诺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增长引擎，而且“预计没有任何困难”，通过绿色投资实现技术创新，可以满足实现这些雄心壮志的需要。

　　约翰逊本人也从气候变化怀疑论者转变为气候活动家，这是质的转变。长期以来，环境问题一直被约翰逊称为“环保主义者”提出的问题，但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约翰逊说到，“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清楚，这不仅仅是一些昂贵的、政治正确的、绿色的亲近自然行为……这关系到增长和就业。”

　　COP26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人们行动的主要驱动力和担心来自风险和费用，而不是机会。而机会可以提前为未来投资，重新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保护环境，保障后代健康和资源充足。

　　虽然人们总是觉得目前做的还不够多，但各国政府已经做出的基本承诺，已经很值得赞赏了。美国正试图在2030年之前实现大约50%的减排量，中国也已经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即使是如沙特阿拉伯等依赖烃类化合物的国家，也已经承诺到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

　　在威尔士议会开幕式上，有人听到英国的国家元首伊丽莎白二世说：“当他们（政治家）只说不做的时候，真的很让人生气。” 为了让COP26取得卓越的成果，并加入京都和巴黎的行列，必须有“做”的承诺。这些承诺还必须带来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毕竟，美国总统拜登可能已经承诺将碳排放量减少约50%。但这一承诺是否兑现，取决于他的1000亿美元的“绿色法案 ”能否在国会通过。除非有合理的理由，否则这不太可能发生。

　　如果气候变化政策要被所有国家普遍采用，就需要有一场以技术为主导的革命作为增长的引擎，而不是经济的绊脚石。巴黎明确了这一政治意图。格拉斯哥必须标志着真正实现的开始。只有这样，COP26才会成为一个转折点，而不是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机会被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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