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养老机构迎来了发展高峰期。不管是从老人身心健康还是减轻子女负担角度来说，到养老机构养老，是很多家庭的选择。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老人在养老机构受伤，养老机构和护理机构应该如何担责？来看一则真实案例。

　　奉贤的一位潘先生为了让85岁高龄的母亲得到悉心照料，于2018年8月将母亲王某送到奉贤某卫生中心老年科室（以下简称“卫生中心”）住院治疗。说是住院治疗，其实就是找一家医疗条件好的机构养老。

　　为照顾王某的生活起居，潘先生向某护理公司聘请一名生活陪护人员，进行日常生活陪护。护理标准选择了一位护工对多老人的A档护理，主要包括协助排便等。同时，潘先生作为王某的代理人与护理公司签订了《生活陪护协议》《陪护风险告知书》，对权利义务作了明确规定，其中约定“被陪护人未招呼陪护人员，自行行动导致的意外（如进行大小便、打开水但未叫醒陪护人员协助等活动的）由被陪护人员自行负责”。在《陪护风险告知书》中再次明确了“病人请勿自行行动。”

　　在签订一系列合同、协议后，潘先生正式将王某安置在此处，并在工作之余按时来探望。王某在老年科室一住就是一年多。

　　平静的生活被一通电话打破。2020年5月的一天，凌晨2点，睡梦中的潘先生接到卫生中心电话，说母亲在凌晨下床上厕所时不慎摔倒。因卫生中心缺乏检查设备，需送往有条件的医院进一步检查。潘先生立即赶往卫生中心将母亲送往奉贤区中心医院。

　　经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王某伤情的鉴定，王某的摔伤致左股骨颈骨骨折，构成九级伤残。经过治疗，王某在2020年6月3日出院，共计花费医疗费2041.83元、鉴定费2450元。

　　出院后，王某仍回卫生中心住院。王某一方认为，卫生中心、护理公司存在一定过错，由于未尽到审慎的陪护义务，致使意外发生，应承担相关损失。但双方就医疗费用等无法协商一致，潘先生遂起诉至上海奉贤法院，要求卫生中心和护理公司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律师费等共计105067.1元。

　　法院这样判：

　　经过上海奉贤法院调查，2018年7月，卫生中心与护理公司签订《后勤服务委托管理合同》约定：卫生中心将院内保洁、洗衣房、护工等后勤服务管理工作委托给护理公司。护理范围包括老年病区。

　　上海奉贤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卫生中心、护理公司是否存在过错需要承担相应责任。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及风险告知书内容，王某、潘先生均应知晓，护理公司提供的陪护服务并非一对一24小时看护，其护工需护理多位老人，且来回出入病房，故王某有需求应按铃通知护工。

　　事发时，王某仅仅采用呼唤方式，且在护工未听清未到位情况下，自行下床导致事故发生，护理公司及卫生中心不存在过错。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将王某扶上床并及时通知家属，家属送医治疗，该处置并无不当，并未对王某的受伤造成延误或扩大损失。因此，上海奉贤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王某提出上诉。上海一中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卫生中心、护理公司在护理王某时存在过错，以及卫生中心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最终驳回了王某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法官说法

　　本案中，王某是自己不慎摔倒，卫生中心及护理公司并非直接侵权者，卫生中心是王某受伤过程中所处环境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其对于王某具有安全保障义务。

　　卫生中心在护理王某过程中，为其提供安全的护理环境、完善的设施，在王某受伤后及时处理，其以上行为已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和管理义务，可认定其对王某受伤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护理公司是由王某聘请。王某摔倒系其自身无视约定，擅自行动导致，护理公司的护理并没有过错。要说明的是，王某作为高龄老人，由家属送至养老机构养护，在养护的过程中，家属仍具有照顾和注意的义务。

　　目前，“银发经济”逐步兴起，各种养老纠纷也随之产生。在选择养老机构时，要详细约定委托人与养老院之间的权利义务、另外要明确的是，老人到养老院养老，只是将老人的起居生活交由养老院负责，而不是将所有的赡养义务或监护职责都交由养老院承担。

　　由于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安全保障义务是养老机构的法定义务，在老人发生意外事件时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救助，及时积极与家属沟通相关情况，化解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