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辉
在没有任何直接物证和人证的情况下，6名嫌疑人每人遭遇超过100次审讯，直至心理崩溃。他们将警方灌输的“犯罪事实”强行植入自己的记忆，供述了杀人抛尸的“罪行”。纪录片《无中生有》讲述了这起令人心情沉重的冤案，它是冰岛司法史上抹不去的污点。
讯问嫌疑人150次
冰岛的冬天，太阳每天只在天空中出现约5个小时，温暖的阳光令人惬意。首都雷克雅未克主要的商业街洛加维格大街，将城市从西至东分成两半。远处骨白色的哈尔格林姆斯大教堂，以及一座座白雪覆盖的山峰，俯视着色彩鲜明的屋顶。没人能想象，在这宛如托尔金小说中祥和之地的北欧国度，会发生这样一起冤案。BBC的纪录片《无中生有》讲述了这起令人心情沉重的案件。
1974年寒冷的冬季，雷克雅未克近郊在一周之内接连发生两起失踪案。两名年轻人离奇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警方展开排查，根据失踪者的社会关系，以及一些证人的证言，锁定了5男1女共6名嫌疑人。经过一年多的讯问和审理，6名嫌疑人都供认，他们对两名受害者实施了暴力，导致他们死亡，随后抛尸。
片名之所以定为《无中生有》，是因为该案严重缺乏直接证据——没有任何有力的物证和直接的人证。没有血液痕迹，没有证人目击到受害者在失踪前与任何一名嫌疑人在一起。
警方定案唯一的“有力证据”，就是6名嫌疑人的供词，他们自证其“罪”，承认杀人抛尸。
他们都承认“想抢钱，打伤了人，下手重了，发现人死了，抛尸海中”……但是，抢了多少钱？伤在哪里？因何致命？抛尸何处？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
在受害者失踪两周后，鉴于寒冷的天气，警方推定他们死亡，失踪案升格为谋杀案。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警方因承受来自上级和外界的巨大压力，采用不正当的方式讯问6名嫌疑人。他们都被审问超过100次，尤其是“疑似主谋”萨依法，竟然被审问了150次！
退休警员格维茨永松在镜头前沉默良久，缓缓地说：“当年我还是毛头小伙子，参与了这起案件的办理。老实说，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从未有其他嫌疑人被讯问如此多的次数。”
接受采访的冰岛心理学家拉尔森指出，这是极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法的。“警方显然已经预先认定他们就是凶手，偏见已经形成。接下来他们对嫌疑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精神虐待。”
萨依法连续72小时无法睡觉，警员们采用车轮战术，不停地讯问他。他们发现萨依法很怕冷，于是就打来一盆冷水，帮他“洗头”。
说这6名嫌疑人是“屈打成招”似乎并不准确。无论是在招供的录像中，还是在法庭上，他们都很平静，没有人喊冤。影片对此给出的解释是：无休止的盘问和审讯，把嫌疑人逼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直至心理崩溃。在那之后，他们开始按警察的说法“修改”自己的记忆！
6名嫌疑人之所以有相似的供诉，是因为警察在他们面前不断重复同一套说词；他们之所以无法说出更多的“作案细节”，是因为警察也不清楚受害者的具体情况——不但未发现尸体，甚至连具体的案发地点都不知道。
1976年冬，6名嫌疑人都被定罪，分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萨依法被判终身监禁。
被强行植入的“记忆”
两年之后的1978年，冰岛独立记者阿娜德尔最先发现这个案子有问题——6人杀害两人的重大暴力犯罪案件，为什么警方没有公开细节？阿娜德尔采访了一个嫌犯的女儿。她的父亲在狱中有写日记的习惯。她每次去探监，父亲都会将前段时间写的日记交给她。在阿娜德尔的帮助下，日记到了以代理错案、冤案著称的法律专家和律师古曼德森的手中。
上述这些有心人发现，日记反映的是一个苦闷的、记忆混乱的人的内心世界，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认罪。在狱中独处时，他冷静地回忆，发现关于自己杀人的记忆开始变得模糊……
古曼德森马上意识到，这是一起冤案！他通过一个小故事来说明为什么这6个人会自证其“罪”：两个饮料店老板A和B在一起聊天。A说，一天中午，有一个女雇客在他的店里点了一杯奶茶加椰果，然后跟店员说：“这就是我的午餐。”A觉得很好笑。B听了很吃惊，因为那其实是B的经历。B没有戳破——他曾不止一次跟A说起过这段经历。这在A的记忆里固化，慢慢地，A认为自己经历过这件事。不过，B不能确定A的店里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那位雇客也许刚好到过A的饮料店买她的“午餐”。
这就是外界输入信息导致记忆改变的例子。6名嫌犯在持续承压的情况下，将“犯罪事实”强行植入自己的记忆，从而自证其“罪”。
于是，古曼德森联合一批律师，帮助6名嫌疑人上诉，开始了漫长的翻案过程。来来回回的上诉和审理不再赘述。由于原判证据不足，6人相继获释出狱。然而，他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时间和自由。萨依法是最后一个获释出狱的，此时已是1993年，他已入狱17年。
导致冤案的社会背景
影片着墨更多的，是导致这起冤案的社会背景。
20世纪70年代，冰岛人口约30万，民族单一，经济水平很高，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冰岛的暴力犯罪极为罕见，平均每年仅有1.1起凶杀案，其中大部分案中的行凶者和受害者都是彼此认识的年轻男性，即冲动型犯罪居多。冰岛警察不配备武装。雷克雅未克警局的墙上有一张警察吃冰激凌、乘雪橇的漫画。冰岛全国每个月都会发生十几起失踪人口案，他们往往是误入禁区的狩猎者和登山者，与家人闹矛盾后离家出走的青少年，嗑了药的瘾君子，被心理疾病困扰的患者，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以及自杀者。“失踪”的年轻人很快就会被找到。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有真正的暴力案件发生，冰岛警方就如临大敌，“像打一场战争”，力求迅速破案，把凶手绳之以法。
本案虽然没有直接的目击证人，但间接证人非常多。这个国家有一种强烈的认知：每个人都是社群中珍贵的一部分。当有人需要援助的时候，其他人应该站出来。冰岛著名犯罪小说家斯古拉德尔说：“一旦有凶案发生，人们都会争相向警方提供线索，从而帮助警方尽快锁定嫌疑人。”人们向警方提供大量“有用信息”后，案件迟迟未能侦破，各种谣言开始传播。有人说“在某处有尸体”，而警方去查看后却一无所获；也有谣言称受害者还活着……警方人员陷入崩溃状态。
2016年的另一起凶案
《无中生有》拍摄于2017年。2016年11月，冰岛又发生一起谋杀案。通过该案的侦破过程可以看出，囿于所处的年代，也是1974年冤案酿成的重要原因。
受害者波娜凌晨从酒吧走出来，买了一个三明治，沿着洛加维格大街慢慢往家走。这条街的街灯十分明亮，沿途遍布店铺。她在路上掉了几个硬币，在人行道上撞到一个晨跑的人。她经过街道转角的咖啡华夫饼小店，那里有一条狭窄的小巷通往大海——这一切都被监控摄像头记录下来。之后，她失踪了。
她的母亲塞拉前往警局填写了失踪人口登记表，当晚在“脸书”上发布信息，说自己的女儿一直没有回家。“亲爱的朋友们……恳请大家帮助转发。”接下来的数小时，这则信息被转发了上万次。
警方发现了一条新线索：波娜的手机在关机或断电之前，也就是她失踪当日早上5时50分，连上了距雷克雅未克南部6英里的海港哈弗纳吉尔的某座信号塔。塞拉立即和亲戚驱车前去寻找。
一对兄弟在“脸书”上看到这一消息，驱车前往该海港帮忙寻找，发现了波娜的靴子。潜水员跳进冰冷的海水，直升机在天空盘旋，波娜的尸体最终被找到。警方将码头附近的监控视频调出来仔细查看，很快发现，当天清晨6点刚过，一辆红色轿车驶入港口……最终，驾驶这辆车的两名年轻人供认，他们对波娜意图不轨，将她杀害，抛尸海中。
然而，以上有利于破案的因素，在1974年都是不存在的。
当然，6名嫌疑人自身也存在问题：频频偷窃、贩毒以及打架斗殴，进进出出警局多次。当地警方早就把他们视为“潜在罪犯”。也许，他们中的某些人真的跟两起失踪案有关。但无论如何，他们在法律上是无罪的。这起罕见的冤案成为冰岛司法史上抹不去的污点。
来源：检察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