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作为实际诉讼主体的检察官，应有相对独立的检察权。检察权的设立并非以打击犯罪为目的，而是法律监督机关借以维护法律尊严，实现公平正义的权力。

　　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办案的实践，缺乏专门的实施细则对其进行规范及约束，并且难以充分保障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因此，亟需对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办案的做法进行统一规范并予以指导，使其行使公权力有具体的规范可依，以平衡检察权独立行使与检察一体原则。

　　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其他外在因素干扰

　　我国宪法第136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而第137条规定了上下级检察院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上命下从的领导关系中，上级检察院检察官对于下级检察院检察官处理的检察事务有指挥监督权；而下级检察院检察官则有相应的服从义务和履行义务。该宪法条款被视为检察一体原则的宪法依据。而作为检察一体原则的具体实施方式之一，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制度是否与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相悖，这一点，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从我国关于检察官的法律文本规定到具体实践工作中，对于检察官及检察院的地位和职能又是如何界定的呢？

　　检察权独立行使的主体。探讨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首先应该清楚该权力来源于何处，该权力的授予对象是谁。根据我国宪法第136条的规定，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未提及检察官行使检察权的情况。当然，宪法的这一原则性规定需要法律及其下位法进行具体规定。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下称《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通过立法的方式贯彻实施了宪法这一规定，其第3条规定复述了宪法第136条，即人民检察院作为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主体。2019年修订后的检察官法第二条规定：所属最高检、地方各级检察院以及军事检察院的各级检察人员，是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的检察官。对该条的理解，显然表明检察官应是依法行使检察权的主体，然而对于检察官是否能够独立行使检察权，在检察官法中却并没有具体说明。2015年最高检颁布的《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主张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科学界定了内部司法办案权限，明确了上下级检察院检察官的权限和责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规定了检察官在承办案件过程中可相对独立地行使检察权。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即检察官办理案件中仅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自主作出决定，不受其他外在因素干预。当然，检察官的独立也是相对的，其在办案过程中需要接受检察一体制、民主集中制的规范。

　　检察权设立的目的。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仅要分析该权力的来源及行使权力的主体，还应明确检察权设立的目的。分析检察权设立的目的，有必要先明晰检察权的性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认为，检察机关被赋予了“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法律监督”等多种职能，也正因如此，关于检察权的性质备受争议。

　　有研究者将检察权定性问题看作是检察体制研究的“逻辑起点”。我国宪法第13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侦查、起诉到审判的整个过程中，检察机关作为侦查与审判之间的“桥梁”，既要监督公安侦查权的规范行使，也要监督法院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正如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讲师巩寒冰所做出的研究认为，检察机关的设置，天然就不是为追诉犯罪的效率考虑的，而是为促使案件从侦查机关的追诉向审判机关的裁判过渡中，滤去国家暴力机器的实质及其潜在的威胁，实现公正客观的定罪量刑。因此，检察机关的存在以及检察权的依法独立行使，并不是以追求打击犯罪为目的，并把办案效率放在首位考虑，而是代表国家监督、矫正侦查及审判机关行使侦查权、审判权，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正如20世纪著名奥地利裔犹太法学家汉斯·凯尔森在其《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一书中所言，检察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了监督制约的功能，保证法律能够得到统一规范的适用，维护法律尊严与统一。

　　（二）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制度

　　“检察一体”虽来源于日本，但在我国宪法法律中亦有所体现，是指为保持检察权行使整体的统一性，在肯定检察官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将其组成统一的组织体，在进行活动时采取检察官一体化的措施。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4条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行使的职权之一，即可以统一调用辖区的检察人员办理案件，但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做出。我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在检察院组织法的基础上增加规定：被调用的检察官可以代表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履行出庭支持公诉等各项检察职责。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认为，上述条款被作为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实践的直接法律依据，并认为该条款的法理依据即是检察一体原则。该项规定既解决了司法责任制改革之后，检察官异地履职的合法性问题，也反映了检察一体原则和办案的实际需求。

　　检察一体原则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它不仅体现在上下级检察院之间，上级人民检察院及其检察官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及其检察官的领导，还体现在人民检察院内部，检察长对其他检察官的领导以及检察委员会对本院检察官的集体领导。第二，跨区域的检察活动。在执行检察职能的过程中，需要其他辖区检察机关的协助，例如本文所探讨的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的实践，即是跨区域调用辖区内其他检察机关的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或者在异地办案过程中，请求当地的检察官协助进行侦查、调查取证、扣押等诉讼活动。第三，检察职务上的相互承继、移转关系，例如检察长如认为检察官可能违法办案时，可决定更换承办案件的检察官。

　　不可否认，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是检察一体原则的实施方式之一。

　　但对于诸如“内蒙古包头王永明案”以及“安徽芜湖谢留卿案”所引起的热议（在上述两个案件中，皆因强大的公诉阵容引发外界争议，如在“内蒙古包头王永明案”中，起诉书上就列出了18名检察官及检察官助理），笔者认为，相关方有必要认真思考不受规范制约而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出庭支持某一案件的公诉是否与检察权设立的初衷相符并对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产生负面影响。

　　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与检察官

　　独立行使检察权之保障

　　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是检察一体原则的体现，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是作为办案主体的检察官的现实需要。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办案，下级检察机关在上命下从的领导体制下，必须服从上级的调用；而检察官作为检察机关的内部组成部分，其行使检察权的独立性本就是相对性的，在参与调用检察机关的案件办理过程中，是否可以真正独立行使检察权，这一点，也值得探讨。

　　（一）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制度

　　法律依据不完备

　　张建伟研究认为，是否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进行公诉活动，取决于司法中的特殊需要。他认为，如果在一个国家内的司法审判，基于特殊需要，进行类似调用也并无不可。他还以我国台湾地区针对贪腐案件成立的“特侦组”的组成人员包括从不同地域、不同级别的检察署中调用的检察官，以及我国1980 年底、1981 年初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组成人员并不仅仅限于本院人员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了论述。

　　不过，该观点有待商榷。笔者认为，不能因为这种调用检察官的做法没有产生争议，就认为没有必要对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的做法进行具体细化的规定。

　　作为行使公权力的检察机关，应该严格遵守“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对于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制度的法律依据进行检索，除了前述检察院组织法用一个概括性条款对此进行了规定以外，还有最高检的相关司法解释，诸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9条、《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8条、《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11条等，但这些司法解释也仅是复述《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仍仅以一个条款概括性的规定上级检察院可以统一调用辖区检察官，而且其复述内容几乎一模一样。在现有的地方司法文件中，也仅有《达州市检察机关统一调用辖区检察人员办理案件实施办法（试行）》用13个条款对调用检察官作了细化规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其一，该实施办法是达州市检察院为规范本辖区内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所作的细则规定，其适用范围仅限于达州市辖区内的市县两级，适用范围有地域性、局限性特点，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关于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的统一规范；其二，该实施办法的规定极其简要，仅规定了调用方式、征求意见、申请批准程序、调用单位的管理责任等。对于哪些案件可以启动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参与，案件性质范围有何要求，办案中调用人员的领导问题、回避问题，败诉后的责任归属问题，调用期限等问题未作规定。

　　（二）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挤压了

　　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空间

　　独立行使检察权包括两个方面。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龙宗智研究认为，一是检察机关作为整体对外部的独立性，即各级检察机关作为统一的法律监督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以及团体、个人等外界势力的干预；第二种是检察机关内部的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即检察官作为诉讼活动的主体，对其承办的案件有相对独立行使诉讼行为的权力并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检察官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首先，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可能存在上级检察院调用下级检察院检察官，或者是下级检察院调用上级检察院检察官的行为。前一种调用形式存在上命下从的指令性质，即上级检察院检察官的调用命令，下级检察院及其检察官必须要服从，如此便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下级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空间；而对于后一种调用形式，下级检察院不具有决定权，需要报请上级检察院作出决定，这也意味着下级检察院在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这一制度上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调用限缩了下级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权力。其次，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损害了检察机关内部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权力。被调用的检察官是否可以拒绝调用？如果同意被调用并代表办案的人民检察院履行检察职责，那么，被调用的检察官是否处于协助办案的地位，作为协助者其在该案的公诉活动中能否独立进行诉讼活动？上述所提出的种种问题都意味着，在没有专门的异地异级调派检察官规范的指导下，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

　　（三）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制度与

　　检察权法律监督性质不符

　　首先，虽然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是上级检察机关对于下级检察机关的职权行为有监督责任。在上级检察机关与下级检察机关检察官互调的情形下，可能出现对被调用人员监督不力的状况。对于被调用到下级检察机关的上级检察院检察官，可能出现因其职级较高而不敢监督或监督松懈的情形。其次，对于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制度设立的目的，到底是为更好地打击犯罪还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这一问题，张建伟认为，在“内蒙古包头王永明案”一案中，乌海市检察机关之所以采用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制度，明显是因为吸取了王永明案件在包头开庭时的教训，强化了公诉团队的人员配置，以实现“武器平等”原则。如此，似乎检察机关采用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支持公诉的做法是为了在人数上与辩护人相抗衡，并使公诉人在法庭审判中不处于劣势。那么，若以此为目的，采取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以增加公诉人强化公诉团队的方式与辩护人进行抗衡，就会使原本强大的国家机关公权力更加庞大。显然，此举只是为了打击犯罪，而并非是为实现检察一体原则，更不是为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制度，其无疑是检察一体原则的实践方式之一，但是在实践中，该项权力的行使过于随意，与权力设立的目的不相符。

　　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制度的完善路径

　　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制度是检察一体原则的体现，但是不可忽视其存在法律依据不足、挤压检察权的独立行使空间、违背检察权法律监督性质等一系列问题。不过，该项制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笔者对此提出一些可操作性的完善建议。

　　（一）完善异级异地调用检察官

　　制度相关法律

　　关于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的法律依据仅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4条这一概括性规定，现有的相关高检解释也仅仅只是重复这一规定。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检察院组织法或是由最高检制定关于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制度的司法解释。具体内容应包括：实体上包括通过调用检察官参与办理的案件的责任承担问题，下级检察院需要调用上级检察院检察官的情形等；程序上应当包括调用检察官参与案件的性质范围，调用的审批程序、征求同意程序，调用期限以及对被调用人员的监督、领导、回避等问题。通过完善该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使其需要法律的明确授权并遵循权力行使的法律程序，以约束检察院在行使该项调用权力时的任意性，规范检察机关的权力。

　　（二）尊重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原则

　　检察官作为案件承办人，在检察机关内部具有相对独立性而并非只有单纯的绝对服从性。检察官有权拒绝上级明显违法的指令，作为负有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官，如若不能按照其依据宪法规定的职权以发挥应有的功能，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在上级检察院行使异地异级调用检察权时，首先，检察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法定调用程序进行，并非是因为某个案件办理过程中的“特殊需要”临时调用；其次，调用后应尽量使检察官在参与案件办理过程中能够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处理检察案件，可以对检察案件发表独立的看法，拥有检察案件的决定权，而非完全依附于上级检察官的命令以及决定。

　　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制度，其理论依据上有“检察一体原则”作为支撑，而在法律层面，有检察院组织法以及诸多最高检的司法解释的概括性规定作为支撑。而在司法实践中，从“内蒙古包头王永明案”到“安徽芜湖谢留卿案”，两案皆采用了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的做法。在面对网络犯罪、集团诈骗案等作案人数众多、案情复杂的案件，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的做法未来必将会越来越常见。因此，对于这一做法，应当通过制定完备的法律规范或司法解释对其予以约束。否则，权力的扩张，对外可能会有损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对内会挤压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空间，不能够充分保障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对于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制度相关问题的探讨，本文的分析仅仅是“冰山一角”。在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这一司法实践中，如何规范公权行为，如何调和检察权独立与检察一体原则，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分析。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方向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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