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团结报
陆上丝路：东西文化交流之密钥
——“新疆考古第一人”黄文弼及其《高昌陶集》 《高昌砖集》
- 黄文弼
□ 王 虎
19世纪晚期，欧洲完成了工业革命，随之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快速扩张，激发起西方人对于世界未知领域的科学探险和考古兴趣，中亚和与之接壤的新疆是世界文明交汇的中心地带，成为热门的探险区域。
俄国探险家克莱门兹于1898年来吐鲁番考察和盗掘，获得大量文物，他的发现在欧洲引起巨大轰动，世界各国的考察队和探险队纷至沓来，先后多次到吐鲁番考察和盗掘，获得大量古代文书、佛教壁画、石刻等资料。较早对中亚和新疆实地考察的外国探险家中，除了一些俄国的探险家，还有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英国探险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法国探险家保罗·伯希和、德国探险家阿尔伯特·冯·勒柯克、美国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等，他们在中国内忧外患和军阀混战而自顾不暇时，多次来到中亚和新疆考察、探险，发掘、购买和盗取了大量的西北地区文物，他们在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报告和搜获的文物使他们蜚声世界，也造成中国文物的大量流失。
1927年，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准备开辟一条从柏林到中国的新航线，委托熟悉中国西北史地的瑞典人斯文·赫定做一次勘探，同时他也想借此机会对中国西北再做一次科学考察。斯文·赫定带领着由欧洲人组成的远征队重返中国，虽然拿到了北洋政府的考察许可证，却遭到北京学术界的群起抵制。斯文·赫定审时度势，与中国学界坐下来谈判，由北大国学研究所等十余家学术单位组成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其达成19条协议，约定共同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行程由中外团长共同负责，中方派出6名学者和4名学生，全部经费由斯文·赫定筹集。而中方团员中，专事考古的学者是黄文弼。1927年5月9日，西北科考团从北京出发，通过内蒙古前往新疆，从此开启了黄文弼对于中国西部地区的考古工作，这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对这一地区正式的考古工作。1928年初，黄文弼率领一个小分队，独立前往新疆开展工作，队伍里只有他一位学者。在曾被外国探险队肆意发掘、盗掘的遗址之上，黄文弼进行了系统的科学发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发掘，是吐鲁番交河古城雅尔崖古墓葬区。他按照墓葬区的分布，分区域顺序发掘，出土了完整的陶器800余件、墓表120余方，以及其他大量随葬品。此后他于1933年、1943年和1957年三次重返新疆。四次西北考察，他在新疆境内的总行程超过38000公里，天山南北几乎所有古代遗址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北京大学校长陈大齐曾说：“黄先生（黄文弼）经历许多艰难辛苦，成功而归。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其所得材料之丰富，亦不亚于外人。”从此，黄文弼的考古成果成为破解这条陆上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密钥，因此他也被认作“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
黄文弼的新疆考古，不仅在寻找古国与古城遗迹，也为解决关于西域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寻找到很多线索。譬如，这些西域古国兴衰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楼兰等西域诸国的历史及其与中原关系的演变等。单就高昌古国而言，他的主要贡献在于重光元年墓表的发现，还有就是章和、永平、和平、建昌、义和等年号墓表的发现，这些发现弥补了《北史》《周书》《史记》等史书中关于高昌古国诸多年号和官制的缺失与空白。黄文弼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包括“三记两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高昌砖集》和《高昌陶集》，这些著作是他历时30年对西北地区的实地考察而完成的，至今仍然在世界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黄文弼的影响力早已遍及海内外学界，这些学术著作始终是西北考古与研究者的必备书目。日本考古学家前田耕作曾说：“黄文弼为了把案头的金石学转换为富有生机的田野考古学，已经苦苦行进了4万公里。把这样一个黄文弼从尘封了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大约就相当于把偏向西面来看中亚的观点，摇摆到从东面来观察。”在他看来，黄文弼以一己之力，将新疆乃至中亚考古和历史，变为中国的学问。
黄文弼的考古是亲自参与组织、规划、发掘的，他借鉴了欧洲考古学家的科学考察方法，非常系统而科学地进行了发掘，他著作中大量陶器、墓砖等都是他亲手发掘的，并且他在《高昌陶集》和《高昌砖集》中对“所发掘的冢墓及墓中遗物存置地情形，均加以实测，绘图精细而详明，又于照片制版外、凡遇花纹精美，照相不容易显示地，每用临摹方法附一写形或剖析图。”这为后人进行检索、考据提供了特别方便而充分的依据。事实上“两集”也成为后续考古工作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数十年来，很多中国考古工作者追寻黄文弼的足迹，在交河故城进行了大量考古工作，成绩斐然，其中很多工作都是在黄文弼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
黄文弼的很多观点也是比较中肯并受到学界认可的。他认为“凡一地文明之拓展，皆由两大势力所驱策而发生。一为宗教势力，一为政治与军事势力”。在20世纪初，对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明之基础，实肇基于寄居新疆时，渐移至中国本土”，而黄文弼认为在海路未开的时期，东西方文明必然通过昆仑山之北、天山之南进行交流，而这条通路的确经过了新疆：“但吾人相信东西文化之推进，确曾经过新疆。新疆如水管，一方为水塔，一方为龙头，水塔之水，必须经过新疆，然后至龙头。盖西域地形，沙碛大半，水草缺乏，暨西荒岭旷漠，时虞盗贼。非有伟大之兵力与财力，平夷道途，警卫行旅，不能有多数运输之通过。此在稍明西域地形者所公认。因此东西文化之活动，非借外缘之驱使，不能显其机能。故余以为军事之拓展，与种族之移徙，皆为推进文化之重要原因也。故东西人文之活动，溯其最先而略有依据者，略可分为二期。一为大流士远征，与塞种人之移徙。一为亚历山大东征，与张骞之通使西域。又以后之佛教文明，传至印度之西北部，与希腊文化混合，而成立之犍陀罗佛教，渐次传入新疆及中国本部。”
黄文弼参考借鉴了大量欧洲探险家对于新疆考古的资料，认为“新疆在古时人种极为庞杂，其日用语言文字都属于印欧语系，虽其人种与语言是否同一性质，但西方文明，尤其是伊兰文明，及其所乳育之希腊印度混合文明，从此流入，今由其留存新疆之佛教美术，及与同时出土之文字可以解决之也。是故新疆古代文化与西方确已发生关系，已可证明”。而且，黄文弼的很多观点已经被国内外众多的考古学者的发现所验证。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明朝皇帝修筑嘉峪关退回河西走廊，而历次重要文明大迁徙，每一次都与丝绸之路有关，高昌（吐鲁番）就是迁徙交汇的沉积带，这里的大量遗迹记录了宗教与民族迁徙间存在的密切关系。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人文大发现的目光齐聚于此。在高昌故城讲经堂的外墙壁上，留下了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覆盖在一层层古老的文字上面，那些古老的文字有：汉字、西叙利亚文、中古波斯文、古突厥文、粟特文、藏文、古回鹘文，以及在丝路上曾经通用的佉卢文等。在这里发现的文字涂鸦超过26种，来自不同文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字。1902年，德国考古探险家冯·勒柯克在高昌故城发现了在十五世纪消失的古伊朗宗教——摩尼教的“藏书室”，大量文献从摩尼教地面寺庙遗址中出土，后来被命名为K遗址和α遗址。这些写本有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写成，内容涉及摩尼教经典、赞美诗、祈祷文等。
根据黄文弼的考察，他在新疆地区的农业生产和数万公里的实地考察中发现的众多汉文经典遗存以及大量的中原钱币遗存可以看出，不管哪个民族占领这一地区，中原王朝都对这一地区有持续的影响。
1958年9月底，黄文弼结束第四次新疆考古工作返回北京，开始一直致力于第四次调查报告的整理工作。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对中国考古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学者在1966年辞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