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中国文化报

　　▲清康熙青花十二花神杯（左）  清乾隆内填珐琅西方仕女酒具（右）图片来源：《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

　　江建新（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名誉院长、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

　　元代，景德镇开始设官窑——浮梁磁局，专门为皇家烧造瓷器。元代蒸馏酒普遍流行后而烧造的饮酒器有劝盘小杯，由于该杯为元代最小的酒杯，故知其为饮蒸馏酒的器皿。据《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载，蒙古人喜宴饮，把盏劝酒时，为不使酒泼地特以盘承之。由此看来，劝盘的出现似与蒙古人宴饮习俗有关。元代玉壶春瓶，器皿形制规整，该器为贮酒器，从其名称考察，似与酒有关，如以宋代为社会背景的小说《水浒传》第三十七回称：“酒保取过两樽玉壶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更早些时候的唐人司空图《诗品二十四则·典雅》也有“玉壶买春，赏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可见“玉壶春”与酒有关。而称之为“玉壶春瓶”似可释为玉壶酒之瓶，该器的名称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唐代著名的“剑南烧春”。

　　明初设有酒醋曲局，并有隶属官府的酒户、造曲户，宫廷内有专门的酒坊向皇室供应酒类。据《明史·礼十》“乡饮酒礼”条载，可知明初社会饮酒之风十分盛行。明代宫廷中大都采用宋元宫廷内传下来的酿酒法，既有酿造酒，也有蒸馏酒。明初官窑的酒具也基本沿用元代的酒具形制，只是造型稍有变化。如上海博物馆藏洪武青花云龙纹“春寿”铭梅瓶，与元代收腹至底不同，为明初典型特征。该器腹绘青花云龙纹，龙为五爪，可知为皇家专用。该器肩部还有篆书“春寿”二字，考“春”字，唐以来即指酒，唐代李肇《国史补》叙“酒名著者”条：“酒则有……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之后历代相沿，如宋代苏东坡说“爰有扰龙裔，为造英灵春”，明代高君说“恨无百斛金陵春，同上凤凰台上游”。由此可知，“春寿”二字可解“贺寿之酒”，而该瓶显然是洪武宫中盛装祝寿之酒的器皿。

　　明代中期以来，人们视成化官窑酒具为拱璧，如明代郭子璋《豫章陶志》载“成窑有鸡缸杯，为酒器之最”，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明代谷泰《博物要览》称“成窑上品，无过五彩葡萄撇口扁肚靶杯，式较宣德妙甚。次若草虫子母鸡劝杯，人物莲子酒盏……皆精妙可人”。综览成化官窑器，有4类23种不同形制的瓷器200余品，其中饮酒小杯约有38品，可见成化官窑似乎特别重视酒器的烧造，其制品确属成窑中最精者，无怪乎明清人有如此高的评价。由于该类酒杯多为手可握盈的小杯，故知为是饮蒸馏酒的器具，若参照万历刊本《状元图考》“李春芳”版画中饮酒所用之器具，可知为饮蒸馏酒的器皿，由此可见蒸馏酒在明代成化宫中是十分盛行的。

　　从传世品来看，明嘉靖、万历之际有品类繁多的贮酒器与饮酒器，明初以来流行的执壶，嘉、万之际多有烧造，一直到清御窑也有烧造，如清乾隆珐琅西洋仕女酒壶与该器形制相似，十分精美，可见这类酒壶的流行时间相当长久。从文献看，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御供”条中有6处记载了酒具的烧造情况，嘉靖官窑后期曾烧造成千上万的酒具，有盏、锺（盅）、罇等。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江西大志》卷七“御器厂”条，记载了厂内二十三作，其中专门设有“酒锺（盅）作”，并记有“大酒坛、中酒坛、小酒坛”“酒碟”“酒盏”之类。根据传世与出土遗物及相关文献可知，嘉、万官窑酒具的烧造，无论是品种，还是数量都大大超过前代，说明其时酒具的生产与其他日用食器（碗盘等）一样同等重要，标志着嘉、万宫廷中饮酒之风大盛。

　　清代以来，人们的宴饮之器几乎与明人相差无几，只是在器具的制作工艺上更为考究，尤其是康雍乾时期的酒具极为精巧，如传世品所见这一时期烧制的青花、斗彩、粉彩，精巧的执壶等，都是典型代表。整个清代御窑，这类产品一直烧造不辍，由此可知，清代宫廷饮酒风尚与明代相比大致没有什么变化。

　　剑南春酒在唐朝已作为宫廷御酒，载于《旧唐书·德宗本纪》。剑南春酒是大唐皇室宫廷的长期饮用的御酒，据唐《通典》记载，“天下诸郡，每年尚贡”，元日大吉，玄宗于殿廷之上亲鉴地方岁贡，时品剑南道所呈美酒，甚悦！赐名“剑南烧春”，由此奠定了剑南春为“大唐国酒”的历史地位。“皇家剑南春”与御窑厂烧造的酒具一样，在杯觥交错中与大国盛世时光交汇，融汇了宫廷酒文化。皇家御用瓷器中的酒具与酒一样，在制作上都十分考究、精彩，代表了当时最高工艺水平，同时与宫廷生活和国家活动密不可分。御瓷所盛御酒珠联璧合，景德镇千年官窑与千年御酒剑南春在文化内涵上是息息相通的，都是在最高工艺标准下，历经淬炼而诞生的，体现了极致的工匠精神，二者都为中华文明史、为中国酒文化留下千古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