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工笔花鸟画是中国花鸟画作品中的经典之作，它在中国花鸟画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花鸟画在皇家体制延续了近百年之后，开始走向新的局面。赵昌等人开始推崇写生之路、崔白等人也开始探索对大自然中野情逸趣的表现、再加上徽宗皇帝对宫廷画院的大力支持，使北宋中晚期的宫廷花鸟画风格成为了当时社会的创作主流。
一、院体花鸟画的写实精神
宋代工笔花鸟画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所表现出来的便是流行于当时的民族符号与民族信仰。北宋院体花鸟画的写实精神正是体现了当时社会主流的人文精神。
首先，在北宋时期，院体工笔花鸟画家深受师承派系以及法度的长期束缚，以不断地临摹前人的作品作为生存的手段，从而导致了工笔花鸟画形成了一种因循守旧、无法创新的局面。
因此，艺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宋代工笔花鸟画自成为一门独立的题材呈现于画面之上，就预示着花鸟画得艺术发展要符合内在的自律性，同时也要求花鸟画需要不断的革新。并且一个服务于宫廷的画院，所形成的时代艺术风格与统治者的个人喜好也是息息相关的。
据史料记载，徽宗皇帝也确实是非常喜欢花鸟画题材的创作，邓椿在《画继》中明确记载了徽宗皇帝的直言不讳：“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独于翎毛，尤为注意”因此导致社会上下擅长花鸟创作的画家日益增加，比比皆是。邓椿在《画继》卷六对李诞评价“色色毕具，宣和体也。”
其次，院体画的画风讲究准确细腻，其实这也合乎情理，它只是延续了魏晋汉唐以来“写实再现”的自然主义画风。许多有关黄荃的史料都有关“妙于写实”的记载，又有黄荃的《写生珍禽图》为证，黄荃在这幅画的左下角用蝇头小楷书“付子居宝习”，可见这是用来临摹的范本。
画面上描绘了麻雀、龟、蚱蜢、蝉等二十多种不同的昆虫、动物。这虽然不是一张完整构图的作品，但每一个形象无不栩栩如生。因此，黄荃父子已经把唐以来的成熟的写实性画风带入了宋初的画院，并且可以看出，早期的花鸟画同样重视写生，严格要求写实能力，黄家的富贵之风也是对写实性的体现。
一直到崔白、吴元瑜等人打着更改画院“黄氏宗风”的旗号会画院画风改革，也并未对其全盘否定，而是在其基础上更加严谨、生动，注重意境的创造。因此，院体画的独特审美使其形成了明显的艺术风格。
第三，受当时人文精神的影响：一方面，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当时社会哲学的影响。宋代社会流行的哲学，是一种特殊的形式，被称之为“理学”，高度融合了儒、道、释三教的思想体系。在宋代理学当中，“恪物”的精神理念，对宋代的绘画创作艺术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并促成了宋代花鸟画非常现实的、严谨的品格。
另一方面，宋代社会极其重视法度。讲求符合生活的真实和实物运作的规律。因此，画者能在作品中表现出如此的精工细研，是需要在生活中有一定的体会和细微的观察能力，这便是我认为绘画与所处时代的人文精神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对传统造型语言的继承
由于黄氏宗风在宋代花鸟画史上影响深远，以至于人们常常认为宋代花鸟画的风格是在五代后蜀黄荃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笔者认为实则不然，我们知道花鸟画成为独立的画面题材是经过一定的历史文化沉淀形成的。但是，不管形式发生怎样的变化，艺术的本质是不会变化的，艺术的审美标准是不会变化的。总体来说，宋代花鸟画在造型方面最主要的特征为：以线造型、形神兼备。
首先是以线造型。宋代工笔花鸟画也正是在历代绘画对线条审美的要求下不断提高对线条的运用进行深化的提炼和发展，一方面继承并保留了“骨法用笔”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在画面中实践着“以形写神”这一审美标准，最终以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执着追求。比如在宋徽宗赵佶的《柳鸦芦雁图》中，其中便是运用了书法线条，因此在物象的表现中从容不迫，即便是在芦雁的羽毛中，我们也能够看出精劲的笔力，如同在书写瘦金小楷一般。
其次是形神兼备；据史料记载“（黄荃）画竹师滕昌祐，鸟雀师刁光胤，鹤师薛稷”滕昌祐、刁光胤都是唐末进入西蜀的花鸟画家。薛稷是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名臣魏征的外孙，其画鹤最为著名。后来《宣和画谱》中对黄荃画风的评价为：“凡山水野草，幽禽异兽，溪岸江岛，钓艇古厝，莫不精绝。”
在唐朝花鸟画的造型当中，已经做到了精谨入微，但是，仅仅是精谨入微还不能全面地概括宋代工笔花鸟画的造型，如此一来，我们就不能忽视另外一个对绘画作品的审美标准就是形神兼备。
在中国的绘画中，自古以来就十分讲究传神、生动，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顾恺之画人物，在画面中，大多几年都不画眼睛，许多人不解便问其故，顾恺之就回答说，身体与四肢基本上不能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如果想要准确的表达出一个人的神态与内心，就要经过对他长期的了解，正是一个眼神就能完全表现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
正是因为“征神见貌，情发于目”，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这一美学内涵直至今日也一直作为绘画审美的一大标准，意为通过对艺术对象客观表象的描写，达到其内在精神与本质的呈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宋代的工笔花鸟画是通过对创作对象精谨入微的形态来表现内在的精神，以此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
三、写实风格在题材上的表现
写实花鸟画以其面貌的通俗易懂和花鸟形象的真实生动性深受大众的喜爱，加上宋代花鸟是在宫廷画院中发展起来的特殊背景，它与生俱来就带着为皇室家族服务的使命。同时，也由于写实花鸟在题材的表现上具有水墨花鸟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尤其是处于高峰时期的两宋写实花鸟，经过多年的积淀和锤炼，一直跟随着时代精神与审美趣味的演变。最终，在题材的选择和表现上形成了以富贵吉祥与疏野雅趣两大不同的审美取向。
首先是表现在深受皇室统治者喜好的影响，形成追求富丽、吉祥的创作对象，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宋徽宗赵佶创作的工笔花鸟画作品，比如：《瑞鹤图》、《五色鹦鹉图》、《腊梅山禽图》、《梅花绣眼图》等。
其次是黄荃之子黄居寀代表的黄氏风格，史载作品有《杏花鹦鹉图》、《葵花锦鸡图》、《牡丹黄莺图》、《雕狐图》、《寿石双鹤图》等。我们就从宋徽宗赵佶的传世作品《瑞鹤图》中，解读一下作者是怎样在绘画作品中表现出以“富贵吉祥”为题材的花鸟画。
《瑞鹤图》为绢本设色立轴，此画是研究者公认为宋徽宗存世的花鸟画真迹，也是存世真迹中非常珍贵的“御笔画”之一。这幅作品中表现了形体秀丽、举止潇洒、神采飘逸的十八只丹顶鹤，自由翱翔在巍峨的宣德门之上，天空中祥云缭绕。画中更是巧妙地运用了一线屋檐，反衬出了鹤群高翔，另外有两只丹顶鹤立在屋檐上，回顾相望，给整个画面赋予了浓厚的故事情节。
鹤身洁白的羽毛，修长的双腿，美丽的翅膀，加上使用生漆点染的眼睛更显得炯炯有神，妙然生辉，可见画院富丽的花鸟画与富贵、祥瑞往往是不可分的，但是这也是宣和花鸟画创作的一个方面，这与宋徽宗的特殊身份以及所画特定的对象密切相关。
宋代花鸟画经历了宋徽宗时期之后，几乎是历史上花鸟画的巅峰时期，俗话说：“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在北宋晚期，出现了以崔白、吴元瑜等人，以改变传统院体画为己任，在审美趣味上慢慢向徐熙的“野逸”风格的转变，这也是宋代花鸟画在题材选择的另一种取向：疏野雅趣。
虽然吴元瑜的作品今天已无法看到，但因其师法崔白，加上《宣和画谱》、《图画宝鉴》都对他在绘画变革的贡献上大加赞誉，由此可见，他们几位绘画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同样注重对题材的提取，同时在表现的内容上大多为秋荷、野鸭、雪雁、寒雀等。
关于史料记载的这一类的作品更是汗牛充栋，比如《宣和画谱》记录崔白的作品有《双喜图》、《秋荷野鸭图》、《烟江晓雁图》、《墨竹野雀图》等。与宋徽宗时期的宫廷花鸟画相比，在这些作品中更能体会到画者对大自然野情逸趣的表达。
四、总结
在写实花鸟画的道路上，并不是死板的一味复制，而是不断打破花鸟画创作的新局面，比如赵昌等人对写生之路的推崇，崔白对辉煌之风的冷静之后，对花鸟画的写实之风又做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把画院之外的写实之风与院体之貌相结合，达到了花鸟画“气韵生动”的新境界。另外在墨笔写意的道路上，更是有其独特的美学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