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25年4月2日,美国政府发布行政令,宣布对多数贸易伙伴加征10%的基准关税,并对部分国家设置更高的所谓”对等关税“。
此后中美关税迅速升级,美国针对中国商品的‘对等关税’一度升至125%,若再叠加此前20%的芬太尼相关关税,部分中国商品面临的新增税率实际达到145%。

表面上,这是一场以"讨回公道"为名的政治秀,背后却有着明显的战略算计——通过高关税挤压中国出口,削弱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并推动产业链向美国或其盟友转移。然而一年多过去,事实证明,这套试图以关税重塑全球产业链、遏制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做法,并未如其设想的那般奏效。
围绕这场关税风暴的底层逻辑,一档科技类播客节目曾邀请投资人艾伦作过深入剖析,那些不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的判断,如今回看依然精准。在讨论关税本质时,艾伦指出,当下媒体氛围中关税被过度妖魔化了。
事实上,关税本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本质上就是"到我的地盘做买卖,先交入场费"。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特朗普选择关税作为武器?
追根溯源,在美国现行立法体系下,总统能够熟练运用、随时动用的工具其实非常有限,大部分工具都会受到议会或其他官僚机构的前置约束。
美国法律确实赋予总统一定的关税操作空间,但并非可以”随意运用“。201条款需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进行产业损害调查,301条款通常也要经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调查程序。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2025年4月这轮”对等关税“主要援引的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而不是201或301条款。而到了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并未授权总统以这种方式普遍征收关税,特朗普政府此后转而寻找301条款等其他法律工具维持贸易施压。
所谓”对等关税’”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照搬对方现有关税。特朗普政府公布的税率主要参考美国对某国的商品贸易逆差与自该国进口额之比,再大致折半计算,并设置10%的最低税率,因此与传统意义上的”你收多少、我就收多少”并不是一回事。
这套计算方法公布后遭到不少经济学家质疑,被认为过于依赖双边贸易逆差,难以准确衡量真实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因此,所谓"对等关税"并无严谨的精算依据,更像是一场政治表演。艾伦进一步指出,特朗普是政治家而非经济学家,对于民选政府的政治家而言,短期目标一定优先于所谓的长期谋划。
其短期诉求主要有二:一是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二是为中期选举拉拢票源。观察其新闻发布会不难发现,登台或站在其身后的嘉宾往往戴着安全帽、身着工装,塑造的是美国蓝领工人的形象。
这正是他要争取的选民群体,而非华尔街,也不是中产阶层。相应地,也有一部分选民是他可以牺牲的,例如加州——高关税会大幅推高山火后的重建成本,但加州本就不是他的票仓,他并不在意。
他真正要锁定的是中部和东北部工业铁锈带的选民。关税能否推动制造业回流?
艾伦的回答是——从历史看,成功案例极少,且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某一产业培育的早期阶段,是一种防守型策略。产业转移一直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历史上未见通过关税措施使产业链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逆流的成功案例。
以芯片产业为例,2025年4月的”对等关税“最初将半导体列入豁免范围,但特朗普政府随后又启动针对半导体的单独贸易调查。同年8月,特朗普进一步提出,对进口半导体征收约100%的关税,但承诺在美国建厂或已经在美国生产的企业可获得豁免。而无论是前任政府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案》,还是特朗普的关税大棒,都很难让美国芯片制造业"再度伟大"。

一个产业要在某地落地,需要具备人、财、物三要素。台积电亚利桑那州首座晶圆厂建设过程中确实遭遇过工期和技术人员不足问题,也曾因引进台湾地区技术人员与当地工会发生争议。不过其首座工厂已于2024年第四季度进入4纳米制程量产阶段,因此不能再写成”迟迟未能投产“。
至于基础设施,芯片是高度全球化的产业:上游材料集中于日本和韩国,光刻机核心设备在荷兰阿斯麦,设计环节由美国把持,先进制程晶圆代工则由中国台湾地区的台积电占据领先,封测同样以东亚为主。
半导体产业链高度全球化,设计、设备、材料、晶圆制造和封装测试分布在美国、日本、荷兰、韩国、中国台湾等多个地区。美国即使推动更多晶圆制造环节回流,也很难在短期内把整套产业生态全部搬回本土。
作为《芯片与科学法案》的主要受益企业之一,英特尔部分美国工厂的建设时间不断推迟,公司自身也面临技术追赶、晶圆代工业务拓展客户以及巨额资本投入等多重压力。即使这些新工厂最终陆续建成,美国想靠几个大型项目在短时间内重建完整的半导体制造生态,也并不现实。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富士康曾计划在威斯康星州投资100亿美元并创造1.3万个就业岗位,但项目后来大幅缩水。2021年重新签订协议时,投资目标已降至6.72亿美元,就业目标降至1454个,与最初承诺相去甚远。
从人性层面看,美国这一次的做法是伤人的。裂痕已经产生,各国与美国之间的信任出现动摇。
此后,越来越多国家在继续与美国谈判、维持经贸往来的同时,也开始为供应链多元化做两手准备。
如果说特朗普第一任期时,不少国家和企业重点讨论的是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那么这一轮关税冲击之后,如何降低对美国单一市场和政策环境的过度依赖,也开始成为新的现实考量。
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中国一直在加快出口市场多元化,并努力降低部分关键领域对美国市场和供应链的依赖。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在经济周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对中国而言,当前更需要处理的仍是扩大内需、改善供需关系等内部课题,但完整产业体系、庞大国内市场和持续升级的制造能力,依然构成重要支撑。

尤其在这一轮关税冲突中,中国采取了较为明确的反制措施,而不少国家则选择先与美国谈判。在外部压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国内对于产业自主、供应链安全以及扩大内需的重要性,也形成了更强的共识。
综合来看,特朗普这一轮关税风暴看似气势汹汹、来势凶猛,实际上却是一套无法自洽的短期算计,它既凑不齐让制造业回流的人、财、物三要素,也堵不住美国自身通胀抬头、股市震荡的窟窿。
如果美国希望借助关税削弱中国制造业竞争力、迫使产业链大规模外迁,那么从产业规律和现实条件来看,这一目标很难真正实现。
相反,频繁变化的关税政策还可能抬高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并进一步削弱盟友对美国经贸政策稳定性的信任,最终让美国自身承担越来越高的代价。
中国自身的发展节奏并不会被外部一时的关税风暴打断,真正需要解决的仍是内需扩容与产能平衡的内部课题,把自己的事情做扎实,才是应对一切外部博弈的根本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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